不知從何時開始，家長成為鎂光燈下的一群，被扣上諸如「怪獸家長」的稱號，經常上報。最近，《誰掉換了我的父親》與《爸媽不在家》這兩齣揚威不同頒獎禮的親情小品先後在香港上映。雖然故事、重點各有不同，卻不約而同地講到現代的親子關係，當中所提的特徵亦跟香港極為相近。
《誰》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作品，他以兩家的孩子被掉換為開始，主線雖在於主角野野宮良多（福山雅治）的掙扎，但同時藉著兩位背景不一的父親，檢討怪獸家長式的管教，否定為了讓孩子入讀名牌小學，自小把他們送到面試補習班等的方式。至於，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爸》更是平淡，故事沒有高潮，寫實地交代了家庭聘請了外傭後，親子逐漸疏離的故事，對那些只顧工作，而把照顧的責任交給了外傭的父母，輕輕敲了警示的鐘。
（《誰掉換了我的父親》劇照）
電影中的親子困局並不是取材自香港，但我們並不陌生，放眼社會，例子比比皆是。近年，不少家長不斷「怪獸化」，擺錯側重點，與孩子的關係漸漸扭曲，正如屈穎妍在《怪獸家長》中說明「當今最難教的，是家長。」家長希望孩子品學兼優，多才多藝，本是正常，但問題在於這種風氣愈見病態。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筆下的第四代人泛指出生於1976至1990年間的孩子，但觀其分析，套用於九十後，甚至千禧年代出生的小孩亦非常合適。他提到上一代從競爭中取得成功，見證了當中的殘酷，加上社會不如以前開放，沒有所謂的「第二次機會」（工作以後，才正式選擇自己的專業），也不再接受late development。所以，上一代屏息以待，提早讓小孩接受競爭，一句「輸在起跑線上」，成了一眾家長們最惡毒的詛咒，家長只有無限催迫，不停要求他們上補習班，訓練他們擁有十八般武藝，正如《誰》中，良多要求六歲的兒子慶多（二宮慶多）參加面試補習班，彈琴也要達表演的程度。而且，正因為失去了Take 2的機會，小孩再沒有犯錯的空間，家長只好長期嚴密監視，做「跟得家長」，上大學都管接管送，惹來笑柄。
（《爸媽不在家》劇照）
另一方面，不少家庭為了減低經濟壓力，提高生活質素，雙親均外出工作，聘請外傭幫手打理家務。日子久了，甚至把照顧孩子的責任全託於外傭的手。香港中文大學曾於兩年前與香港亞太研究所做了有關「香港全職人士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調查，一半的受訪者認同工作佔用了本來想與家人度過的時間，甚至超過一半認同下班以後，疲倦得無法處理很多希望處理的事情，這正是不少香港家庭的寫照。工作佔據了不少父母的時間，減少親子相處的空間，小孩只得跟長期在家的外傭溝通。結果，他們與外傭相處的時間，比父母還要多，關係亦更親密，有時甚至引起如《爸》中，母親（楊雁雁）不自覺地嫉妒外傭（Angeli Bayani）與兒子家樂（許家樂）的問題，讓親子之間出現了無形的隔閡。
沒有人懷疑怪獸家長和雙職父母背後的用意不當，望子成龍、提高家庭生活質素，都是人之常情，亦沒有問題。只是長久而來，怪獸家長日日怪獸，天天強迫孩子進步；雙職父母長期忙碌，連跟孩子見面吃飯的時間也沒有，讓其他價值有意無意地取代親子關係，以致問題繁生。其實，小孩在乎的是與父母相處的時間，而不是父母花多少錢，讓他們學幾十種技術傍身，也不是家中的經濟環境如何傲視全班。最後，兩位導演不約而同地以電影的結局寫出解決之道：良多與慶多的一場深入對話，一個擁抱，又或父親（陳天文）與家樂只是簡單得一起戴著耳機聽音樂，父親（母親）學習分享孩子的生活，聆聽他們的說話，曾經鬧得很僵的關係，頓時不再存在藩籬。這對於工作繁忙而期望子女成才的家長來說，無疑是重要，也是最溫柔的當頭棒喝。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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