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小屋》（The Little House）：時間無法沖淡的事

導演山田洋次的《東京小屋》，以一個結束為開始 ── 以主角布宮多紀（倍賞千惠子）的喪禮為開場。多紀年屆八十，沒有結婚，離開以後由姨甥與他的子女幫忙打掃房屋。他們從遺物中留到一盒留給姨甥孫健史（妻夫木聰）的鐵盒子，放著的是多紀晚年撰寫的自傳。與此同時，一幅一直被掛著故居的紅磚小屋的油畫，被他們看成廢物丟棄，而那裡卻是多紀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

健史打開鐵盒，重讀姨婆留下給他的自傳，記述了她二戰前在東京一間紅磚小屋的經歷。住在鄉村的多紀(年輕版：黑木華)，年少時去東京當女傭，輾轉之間，去了平井家打工。字裡行間，吐露出二戰前紅磚小屋的秘密，以及該時期的興衰更替。手稿出自高齡的多紀，從現在回顧過去，相距幾十年，很多事情早就塵埃落定，足以讓人把一切重新檢視。

《東京小屋》的主要背景是三十年代的東京，正值兩次大戰之間；同時，是日本軍國主義興起，入侵中國的時期，電影無可避免地觸及這些「敏感」的題材。從多紀的角度看日本侵華，以及之後的珍珠港戰爭，那是一場場光榮的戰役，沒有任何道德的爭議。就像攻陷南京一役，多紀聽見的是平井雅樹（片岡孝太郎）的生意商機，一個明年就能把玩具賣去中國的機遇，但當時間轉到多紀生前的時候，健史讀到多紀的一段，他的反應很大，覺得姨婆在美化戰爭，直指南京那場戰役是大屠殺。

後來，日軍偷襲珍珠港，是為一個慘烈的揭幕。當時的日本卻是舉國歡騰，深感國家的強大，強如美國也要被他們炸得慘烈。同樣，當多紀從後回望，她說那時候各人都太無知，日本加入二次大戰後，幾年死傷慘重。最後，更被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兩顆原子彈，影響深遠。一直對戰爭以至國家抱有樂觀盼望的雅樹，與太太時子（松隆子）在東京被轟炸的時死亡。電影在時間交錯中，藉著多紀與健史呈現出一個比較公平的歷史檢視 ── 曾經以為是光榮的戰役，從後看來變得愚昧。

同樣地，當年守著的秘密，在晚年回想成為回憶中的一部分，以為隔了幾十年早就變得無關痛癢，然而，每每提到仍能觸到痛處。結果，多紀在下筆以後，終於泣不成聲。在紅磚小屋的日子，多紀發現了時子與雅樹同事板倉正治（吉岡秀郎）的婚外情。對於年少就出外打工的多紀來說，這是超乎她想像的事。

當時子想去見正治入伍前，見他最後一面的時候，掙扎多時的多紀終於挺身而出，提出讓她邀請正治過來平井家的要求，減低被他人懷疑的機會。時子把信件交給多紀，著她轉交正治，但那一天，正治卻沒有赴約。正以為小屋的故事告一段落，健史卻在多紀的遺物中看見一封未開封的信，揭開了當日多紀沒有把信轉交正治一事。對多紀來說，她這一阻，或者期望把太太的情絲斬斷，卻沒想到往後太太活在類似抑鬱的光景中，甚至最後死在戰火之中。若然時間停留在決定把信收藏的一刻，多紀是無悔的，但當時間過去，她往後再看這一件事，看到太太的反應以至她的結果。多紀是後悔的，也許把信交給正治，讓二人來一個道別，對太太來說，會是一件較好的結果，而這種悔疚卻一直藏在多紀的心中，直至老年。

時子說：「世界上所有事都是有始有終。」時間，是一個結束者，正如戰火蔓延以後，終會回歸和平；一段不應該開始的感情，終究結束。又，對歷史的評價，戰爭的態度，以至生活上一個決定，從當時看起來，以至往後回看卻能看出兩個極端的不同。有說，時間能沖淡一切，但《東京小屋》中的傷痛，正是因時間過去，驀然回首的一刻，檢視著過往很多的錯誤與無知所導致。人生之中，始終有些事情，是無法被時間沖洗。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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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大狀》（The Attorney）：活著，就有向高牆抗爭的義務

南韓電影《逆權大狀》以前總統盧武鉉的經歷為藍本，拍下了「釜林事件」的始未，記下主角宋宇碩（宋康昊）的醒覺過程，從以錢為上的專做地產的律師，蛻變成為為被誣告的學生辯護，對抗政府的人權律師。最後，他走上街頭，大膽宣告：「我們活著，就有義務抗爭。」

八十年代，是全斗煥軍事獨裁的年代。為了鞏固權力，政府借反共產主義者為名，捉拿有民主領袖潛質的青年，控以有關違反國家安全的罪名，被警察用酷刑對待。宋宇碩因著恩人的兒子朴振宇（任時完）被捕，屈打成招，親眼見證著政權的暴力，甘心放棄一宗難得的大生意，踏上人權律師的路。

銀幕上談論的事，距離現在差不多三十年，然而看在眼內，又是如此熟悉。社會看似如常，所謂「馬照跑，舞照跳」，買樓的人很多，夜總會也熱鬧。然而，仔細一看，政權獨大，操控媒體，電視新聞、報紙不再是第四權，反而淪為官方喉舌，「願意說真話的記者都被辭退」；警察不是防止罪案，而是軍政府的傀儡，成為政治工具，拘捕無辜學生，拿著鐵棒，虐打無辜的學生；被安排的辯護律師、檢察官以至法官都未審先有定案，各人打過招呼，不理是非，打算盡快結案。這種各方敵對，看似難以匹敵的感覺，宋宇碩眼前的政府，就如《少林足球》裡謝賢的經典對白：「球證、旁證、加上主辦、協辦所有的單位，全部都是我的人。怎麼和我鬥？」

《逆權大狀》改編自真人真事，無法像《少林足球》般，主角如有神助，一招打低強權。宋宇碩能夠做的，卻實不多。只能在法庭上聲嘶力竭地，對著眼前一班維隱機器呈明事實。若然著眼於即時結果，這場辯護是徹底的失敗。眼前的法官、檢察官不被宋宇碩的言詞而動搖，繼續顛倒黑白，轉為證人的軍醫被軍法用刑，朴振宇與其他被告都被判監。然而，放眼將來，這次的抗爭是宋宇碩，以至戲中眾人的轉拭點。站在宋宇碩背後的旁聽席的，甚或是同坐在辯護律師席的，無不不被他的不畏強權而影響。這一場，他沒有白費，朴振宇出獄以後，繼續投入社會運動。而當宋宇碩參加社運被捕的時候，釜山一百多名律師當中，九十九名願意站出來，為他辯護。

回望最近的香港，社會極為動盪，政府與市民之間的裂痕愈大。當東北發展區的抗爭尚未結束，集會人士就被傳媒，定形為暴徒，幾個社運人士先後被捕，甚至有人被警察打傷；臨近六二二公投，投票平台、網上媒體又遭黑客攻擊，以至癱瘓，這一切都讓這個熟悉的地方變得陌生。宋宇碩的經歷，正正說明有一日，你願意站出來，後日就有更多人願意站出來；但若然今日的你選擇瑟縮在後，日後社會只會是更加靜謐。《逆權大狀》藉著一個人的改變，改變了一班人的經歷。縱然雞蛋看似難以與高牆抗爭，但一小步的前進，已是最終成功的開始，如電影所言：「岩石碎了化為沙土，雞蛋碎了卻能孵成生命。」這是雞蛋給予漠視民意的高牆一個低調而真實的告白。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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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不是，也不應該被視為愛情小品

張藝謀的新作改編自嚴歌苓的《陸犯焉識》，取名《歸來》，把側重點放在男主角「歸來」之上。若然單看故事情節，以至戲中所營造的氣氛，這齣電影是浪漫的 ── 一個為愛無了期的等待，一個為愛不惜拼命回來，說的是一種至死不渝的愛情。縱然如此，《歸來》根本不是，也不應該被視為一齣愛情小品。

「歸來」，在電影中是困難的。陸焉識（陳道明）曾經兩次歸來，一次以失敗告終，另一次雖是成功，卻是面目全非。第一次歸來，正值文化大革命，他成功逃脫，妻子馮婉瑜（鞏俐）不敢開門相見，而女兒丹丹（張慧雯）為了演樣板戲的女主角，不惜出賣父親。他的第一次歸來，以被捕告終。第二次歸來，是文革以後，陸焉識被平反，終於回到北京的老家。正以為有新開始，卻發現老妻患病失憶，視他如陌生人。他只得一直住在馮婉瑜的附近，每天找新的方法接近她。

歸來的困難，是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然而，導演卻抽空了當中的政治元素，轉而強調男女主角對愛情的堅晶，把當時的背景 ── 之前一連串的運動，以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單純地視為讓二人分隔兩地的元素，抹殺了這種背景對角色的影響。如陸焉識，從他的學養，如懂得法文，也懂鋼琴，以至後來的滿面污穢，瑟縮於橋下。這種形象的反差，對角色理應有著心態上的改變，但電影通通沒有交代。他的歸來，彷彿就如離國以後的一次歸來，沒有被政權壓迫的痕跡。

又，對於馮婉瑜，故事把她的失憶歸究於患病，彷彿她的悲劇是從病而起，淡化的政治背景的影響。因著不同的政治運動，她與陸焉識被逼分開二十年。後來，為了見逃跑的陸焉識一面，又被黨員推倒在地，血流滿面，親眼看見他被逮捕。馮婉瑜的悲劇，不是面對深愛的陸焉識而不得知，而是早在陸焉識被捉拿的一刻，就已經開始。

無可否認，《歸來》拍得好，陳道明和鞏俐的演技都是爐火純青，他們之間那種淡然的感情，也能感動了觀眾。失望的是，電影把重點放在陸焉識的歸來，以至他與馮婉瑜的愛情之上，而不願觸碰當時的時代的背景，讓故事變得離地而不實在。不過，透過戲中的僅餘描述下的認識，抑或對歷史的理解，《歸來》的背後都是一道沉痛的傷痕，而不是一齣充滿浪漫的愛情小品。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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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宮崎駿的《風起》

半年前，宮崎駿的告別作《風起了》上映，惹起大眾的注目。注目是因為這是一代動畫大師的封筆之作，同樣在於其選用的題材 ── 崛越二郎的生平，一個很不宮崎駿的題材。崛越二郎是日本著名的戰機設計師，二戰時期製作了多款戰機，包括最為人熟悉的零式艦上戰鬥機，其敏感的身份終為宮崎駿的告別作品帶來很多的爭議，以至抨擊。

雖說宮崎駿的《風起了》同時取材於崛越二郎的生平與崛辰雄的《風起》，但是電影以至觀眾的眼光無疑都側重於崛越二郎製造飛機的夢想，而忽略了《風起》。事實上，《風起》中提及的愛情，在宮崎駿的筆下並不顯眼，甚至只淪為對二郎對夢想的襯托。

隨著《風起了》的落畫，電影的熱潮與爭論逐漸冷卻，決定拿起崛辰雄的《風起》，意圖一讀這本洗刷了宮崎駿味道的小說。《風起》談的是一段陪伴養病的經歷。女主角節子是《風起了》中菜穗子的原型，患上肺結核，病情反覆，時好時壞，最終搬上山中的療養院休養。

與崛越二郎的選擇不同，《風起》的男主角陪同節子到山上居住。他們朝夕相對，不願離開對方。然而，男主角看著病院發生的種種，加上節子的病情隨時惡化，隨著日子愈久，心中的不安愈強烈，如書中所言：「現在我們互相給予的，與我們曾經給彼此幸福的回憶已然是那麼不同！那是一種更加令人揪心的感傷，類似於幸福卻又與幸福大相逕庭。」

這是一個愛情的故事，然而因著女主角身體的緣故，字裡行間夾著的是生死之間的思考。從翻開書本的第一頁，直至故事的結尾，《風起》沒有一處高潮起伏。這是作者的親身經歷，縱然沒有華麗的情節，文字只是圍繞男女主角的相處，以及男主角的思想，寫下的卻是真摯以至超越生死的感情。

讀完崛辰雄的《風起》，回想宮崎駿的《風起了》，呈現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風起了》有的是男主角在事業上的雄心壯志，對夢想的鍥而不捨，但在《風起》裡，男主角純粹得多，眼裡只有身患重病的節子，他連工作也提不起勁。無疑，《風起了》有些設定是取材於《風起》，但是宮崎駿卻把《風起》的主題抽走，把崛辰雄陪著愛人經歷生死時的種種掙扎，以至當中的深層思考全都剔走。這種留下軀體，卻少了神髓的改編，讓電影裡的崛越二郎與菜穗子的關係變得表面，也叫觀眾無法對他們的感情加以投入。

結果，雖然《風起了》改編自小說《風起》與崛越二郎，但幾乎沒有《風起》的影子。最後，觀眾記得的崛越二郎的飛機夢，批評電影是好戰的，但對《風起》卻幾乎隻字不提，這是有點可惜的。若然因著宮崎駿的關係，而拿著《風起》來看的人也許失望，這幾乎與《風起了》是截然不同的故事，最多只是借用了書中的金句 ── 「起風了，努力活下去」。然而，放下對宮崎駿的想像，視《風起》為一本獨立的小說，這無疑是一本好的小說。

刊於《有人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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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風雲3》：是誰令青山也變？

最近的港產片，幾乎每齣都被打造成話題之作：四月的《那夜凌晨》、五月的《香港仔》，以及六月的《竊聽風雲3》。電影以新界丁權、土地等敏感課題為題材，單憑幾段預告片，就惹來注目，網民拍手叫好，被影射的主角也不甘被模仿，說連影帝都「梗係無我咁有型」。無論戲裡戲外，話題同樣十足。

這一集遠離香港的金融地段，走入新界，談獨有的丁權問題。故事是虛構的，曾江一句「丁屋政策是時候作個了斷」，戲外贏了市民的掌聲，視為金句，但戲內卻是一場爭鬥的開始：政府批准原居民起多層的「丁屋大廈」，以代替現時三層七百呎的村屋。計劃利潤很高，由陸姓原居民打理的陸國集團，以至幾個大地商對此虎視眈眈，合法的不合法的，各出奇謀。

電影中，幾位男角輪流大開金喉，合唱主題曲《風雲》，聽得觀眾雞皮疙瘩，其中歌詞「是誰令青山也變，變了俗氣的嘴臉」，好像總結了整齣電影。這一句一講發展，發展集團向原居民購買丁權，剷平農地，大興土木，興建豪宅；一些與集團有關的村民，賺不了最多，卻繼續壓逼老弱婦孺，又或收買村民，向建築公司施壓， 一層壓一層，從中收取不同利益。整齣電影好像除了阮月華（周迅），說了一句「土地不是用來賣買」，其他人都相信發展是硬道理，齊心協力，把本來用以耕作，又或空置的土地，搖身變成呎價過萬的豪宅。結果，一片綠野平原，只得沙塵滾滾，任由起重機輾過，發展成有著高經濟效益的住宅。

除了指土地環境，歌詞裡的「青山」也能指到戲中各人物，隨著年紀，野心大了，性格也改變。縱然《竊聽風雲3》涉及土地議題，但土地始終不是電影的主打。一如前兩集，電影的核心依然圍繞著金錢利益，張力是來自於不同集團的爾虞我詐。若然第一集裡，主角的貪念，是源於兒子患病、因身份而被打壓，寧願以身試法。這一次，角色們的目的變得純粹，沒有苦衷，單為歛財。兩派人物都富甲一方，隨手就能投資幾個憶，但為了金錢，依然不擇手段。陸金強（劉青雲）那邊與擁有大量土地的陸永遠（錢嘉樂）自小是好兄弟，就發展上的問題意見不合，不惜請羅永就（古天樂）借醉撞死陸永遠。至於，陸永瑜（葉璇）為了取得權力，成功把公司上市，寧願親眼望著父親陸瀚濤（曾江）在眼前氣絕身亡。他們眼中的「敵人」，是同姓兄弟，甚至自己的父親，最後因著利益的關係，通通被除之而後快。

青山改變，變得俗氣，把周圍搞得烏煙瘴氣。電影的結局，一如過往兩集，讓人失望，也有點虎頭蛇尾。但終歸各按其行，有著相應的結局。 然而，當鬥爭平息，新界不再是發展的區域，回復寧靜，沒有起重機，也沒有拿著鐵鏟的村民。大銀幕中回到他們幾個還是小孩的時候，因著被惡狗追趕，而一起逃跑的場面，那是各人依然純真無邪，單純地與其他人交往。回歸那句歌詞，若問誰令青山也變，最佳的答案也許離不開一個「錢」字。金錢，改變了土地的用途，也改變一班班牽涉其中的人。 無奈的是，電影中的土地能回歸平靜，但回歸現實，土地繼續被炒賣，青山繼續俗氣，碧海同樣變成濁流。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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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溫水煮蛙的策略的最後實驗

（圖：黃照達，刊於《星期日生活》）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紙黑字寫著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授予的（「香港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而且，一國兩制也是以一國為大前提（「『兩制』是指在『一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等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

白皮書一出，眾人譁然，譁然源於內容的大膽，毫無隱藏地正式打碎了很多香港人最後的幻想。香港人一直以來堅信的「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被中央全新詮釋後，終究名存實亡。一直自為是理所當然，一朝之間，發現原是皇恩浩蕩，現在擁用的，都是香港不配，是中央政府寬宏所給的。

另外，譁然在於白皮書的片面，也是隱惡揚善，如發表所謂的政績般列出中央這年來對香港的「恩惠」，包括曾經支持香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抗擊非典、國際金融危機，也支持香港旅遊。有幾項看得香港人汗水直流，非典型肺炎一項，不提當日隱瞞疫情；香港旅遊一項，只提振興經濟，卻忽略這些年來因此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很多人看完氣憤填膺，覺得這未免過於明目張膽。不過，白皮書對香港人的影響有幾深，仍然是未知之數。很多人被內容嚇得瞠目結舌，有的是無話可說，這從Facebook以至網上留言看得一清二楚。同時，不排除有些立場傾向中立人看完白皮書以後，選擇了立場。但，傾向政治冷感的大多數呢？這班習慣在政治議題上缺席的人，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的一班，又會如何？

這樣的白皮書發表出來，不是最惹人擔心。這幾年間，尤是「佔領中環」被提出以後，有不少人出來出口阻止，不少喉舌提出警告，這種不斷試探香港人底線的事情，幾乎日日發生。反倒是，如果這一次，香港人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被人全新演繹，都依然毫無反應，這才是最讓人擔心。

始終，這一次，被人官方式白紙黑字地挑戰底線，就如整盆熱水被人照頭倒來。若然，有人仍然沉默，正正代表「溫水煮蛙」策略終於成功。這是最危險的事，但同時，機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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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路》（Homeland）：植根於土地

這是一個有關回家的故事。311地震過後，伴隨的是一場海嘯，以至後來的核事故。核電廠位於的福島首當其衝，迄今多個地區仍因幅射指數偏高，而被劃為居住限制區域。大批居民被逼遷離原居地，搬進臨時安置區。

三年以後，核危機的消息彷若告一段落。世界大事每日更新，各人的焦點慢慢從日本挪開。然而，住在福島的災民沒有隨時間過去，生活得以回復原狀。相反，每日看似如常生活，內心的苦澀卻逐日俱增。正如導演久保田直所言：「他們（日本東北地區居民）在慘痛過後，必然有『某些事』已經植入心底，但無法說出口。」

《家路》的故事正是從這背景而生。澤田次郎（松山研一）離家多年，卻在老家被劃為警戒區後，偷偷遷回，重新耕作。老家曾經是次郎決心離開的地方，但在小鎮空無一人之後，他開始想家，搬回令人避之則吉的地方，開始從前的生活 ── 翻土堆肥種苗床，飼養走地雞。那地依然危險，不適合人類居住，偶爾巡經的警察勸他離開，被核電站辭退後路經的老同學北村忠司（山中崇）也問他，然而次郎卻決心逗留。他對忠司說，離家了老家，在外邊生活一直擔心與憂慮，同樣都會熬出病。那是一種心理的陰霾，同樣道出一班災民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次郎口中所說的，這正是哥哥總一（內野聖陽）一家的寫照。一直住在福島，卻在核電廠發生問題以後，搬去臨時安置區，一家四口（包括母親）擠在窄小的空間裡。住在那裡三年多，卻無法建立家的感覺。母親（田中裕子）在一式一樣的房屋堆中迷路，無法找到家的位置。這是老人痴呆症的徵狀，也是說明她的不習慣。然而，這不是老人難以適應，總一與妻子（安藤櫻）同樣不習慣，空間太少。鏡頭總是拍著三個女人擠在同一房間，只得女兒一直睡得甘甜。總一總在隔壁看電視，睡房卻把節目聽得清楚。他們沒有私人空間，那處不像一個家，而是一個用以生存的地方。他們一家不是少數，一眾舊鄰居同樣面對相同的問題，他們無法適應新的生活，有人甚至走上絕路。

一直以來，我們談「家」只是著重與人的連結，但導演在電影裡卻嘗試探討土地與家的關係。在日本有很多人以務農為生，正如澤田的一家，他們與土地有一陣難以言喻的感情。那是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們工作的地方。當他們被逼遷離原居地，除了是告別成長的家鄉外，同樣是離開他們的專業。沒有土地，他們一身的技能無處使用，變得無所事事，生活愈來愈難。

對普遍的香港人，這是一個難以明白的概念。香港有的是高樓大廈，城市人口中的土地是鋪了石屎的馬路，路上有的是車，但正如現在鬧得如火如荼的東北新發展區一樣，政府收地興建新的住宅項目，看似很理所當然。然而，那裡除了一些居民居住的地方，同樣牽涉了一些農田，收回農田，這簡直是剝奪了農民的生存機會。只是在這城市化的城市，對土地的想象很少，只能從功能性方面著手，用以建屋、開發。所以，對土地卻沒有濃厚的歸厚歸屬感，有如戲中的各人。

最後，次郎接了老人痴呆的母親回老家居住。他們避開警察的查問而抄小路，次郎揹著母親，母親在背上指示他該走的方向。他問母親：「為什麼你知道這條路？」母親說：「我嫁給你老爸時，就是走這條路的。」這一幕與之前她在臨時安置區迷路的一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一條路是通往她家裡的路，走過一次，三十年後依然記得；那一條通往的只是安置的地方，即使這幾年一直在走，卻也會忘記。這是再一次重新，家與土地之間是密不可分。

這齣電影充滿著強烈的人文關懷，談土地，談家庭，也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這是導演對福島核災難的反省，也是對居民一種溫柔的注目。的而且確，電影節奏緩慢，是輕描淡寫的，不是香港人接受的故事推進，但正如對家，以至土地的鍾愛，從來不是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強烈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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