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星期前，陳可辛的《中國合伙人》上映，電影談友情，亦談美國夢，但被批過份「中國 style」；這一趟換了趙薇的導演處女作《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上畫，沒有美國夢的社會性，不談個人成就，談青春與愛情，本應好穩陣。但結果，在銀幕上的角色依然有一種洗不掉的中國特色：把青春過份壓抑。
電影改編自辛夷塢的同名小說，從女主角鄭微（楊子珊飾）進入大學說起，以她與室友之間的友情，及兩段無疾而終的愛情貫穿整齣電影。不少人把《致青春》與九把刀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相提並論，甚至形容《致青春》是《那些年》的中國版。雖然兩齣電影具不少共通點，均由小說改編而成，而且內容亦主要圍繞著青春與愛情，但是電影的側重點，以至整體感覺卻是迥然不同。
《致青春》的背景是90年代的中國。幾位主角是典型的中國社會產物，擁有過於成熟而壓抑的性格。在中國，學子之路從來艱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的資料，2009年的一場高考就淘汰了400萬考生，取錄率得62％，但在1991年，競爭更為激烈，接近300萬考生中，只有約60萬考生獲得大學學位，取錄率甚至只得21％。正因為大學學位得來不易，所以無論在《中國合伙人》，或是《致青春》，都能體會一個現實：大學是踏腳石，不是糜爛玩樂之地，而是催逼他們向上的動力。
在電影之中，愛情是角色處事態度的反映，陳孝正（趙又廷飾）做事一絲不苟，正如他所說「我的人生是一幢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樓，我不允許有一厘米的誤差」，最後他為了往美國留學，放棄了鄭微；鄭微的室友黎維娟（張瑤飾）雖然不重視成績，但對她而言，大學能讓她身價提升，認識前途光明的男朋友，即使她從前高中的男朋友找她，說準備在城市工作的時候，她只是請他吃一頓飯，就輕輕打發了他。正因為這種成長背景，電影的調子在主角長大以後就變得沉鬱。說到最後，無論鄭微與她的大學同學，或是從美國凱旋而歸的陳孝正，他們的一切都以放棄其他東西換來，根本誰都沒有比誰好。
在《致青春》，主角於理應懞懂無知的年紀已經認清社會真象，體會殘酷現實，這種現實卻不曾於《那些年》出現。在《那些年》中，主角並坐於石壆上談理想，柯景騰（柯震東飾）熱血地說了經典的一句：「我想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因為有了我，讓這個世界，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這充滿著決心的句子，不會出現自《致青春》任何角色的口中。《致青春》中的青春，縱有狂妄，卻還是早已向現實低頭，就像鄭微的室友朱小北（劉雅瑟飾），靠著家姐小店的收入讀上大學，卻被因著出身而被學校小店的老闆娘誣衊，最終小北報復，被趕出校，非常殘酷；《那些年》的青春是熱血無悔，就像柯景騰能在大學宿舍辦一場「無差別自由格鬥賽」，痛痛快快光明正大地打一場，這對《致青春》的青年來說，是奢侈得難以相信。從《那些年》見到輕狂的青春，唱一句「年少多好」，但《致青春》中一切都沉重。
「愛祖國」的突兀
《致青春》播至尾段，鄭微離開了林靜（韓庾飾）的時候，讀著「我們都愛自己勝過愛愛情，愛一個人就像愛祖國、愛山川、愛河流」，本是鄭微對愛情的看法，亦代表她與青春的分隔，但對白唸到這一句時，電影院中傳來幾陣笑聲，接著回不了神，強行抽離在女主角的傷感之中。「愛祖國」一詞，在香港觀眾耳裡，極度敏感。《光明日報》的欣曼在〈將逝去的青春埋葬〉一文中提到，「在我們的傳統語境裏，對祖國山川河流的愛應該是一種無需理由、不計回報、單向度付出的情感。」但在香港，「祖國」一詞早有「詞義演變」，解為「政府」，甚至是「黨」，含有極強的政治意味。導演趙薇與監制關錦鵬接受訪問時澄清，這一句台詞其實不旨在談政治，只是用大陸人熟悉的方式，表達一種愛，就像「愛土地」一樣。這種說法不知能否說服香港觀眾，但肯定的是，我們都會被鄭微的這一句distract，而聽不到她是為早就逝去的青春作結。
《致青春》散發濃烈現實氣味，不難想像中國觀眾看著鄭微與陳孝正就能回想他們已經逝去的青春，在大學宿舍奮鬥的過去。這一齣電影在中國市場大賣極為正常，但卻無法在香港大熱，也難複製九把刀的成就，因為土壤不同，就像簡單的一句「愛祖國」，突兀得無法取得共鳴，就足令香港人一同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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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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