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年，不想急著談政治，卻突然傳來《明報》撤換總編的消息。
沒有了公信第一的名銜，對《明報》來說，不算死症，始終擺得上頭條，就應該有心理準備，總有一天被人拆招牌。倒是，在毫無風聲下，手大換了報章的總編輯，再空降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的人接任，這一步走得太粗暴，也太司馬昭之心。
這幾年，《明報》經常被批評為偽知識分子報。的而且確，在應該發聲的位置，《明報》有時欲言又止，立場曖昧，帶點左右逢源，但是很多時候，《明報》還是盡著第四權的責任，為公眾呈現一幅較為完整的畫面。
面對普選行政長官、佔領中環，以及六四25周年等各種政治大事，2014年可算說是舉足輕重的一年。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彷彿都能長遠影響香港的發展。正當王維基宣佈完成流動電視的交易，七月開台，卻遭中移動高調調查交易；現在，《明報》總編又突然下馬，讓一個外人擔大旗，整頓傳媒之說甚囂塵上。若然現時《明報》需要公眾發聲，各人繼續沉默，損失的其實不只是《明報》。
這時，特首再一次急著露面回應，說政府重視言論與新聞自由，指人事調動純粹是機構的政策。官腔之話，其實無需理會，但值得細想的是，如果這時再失一份有影響力（特別在學界），而且立場相對中立的報章，那麼究竟香港還容得下多少言論，以及新聞自由？
資深記者呂秉權在《踢爆國情》中，講到傳媒風波，提到中國很多記者秉承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創辦人欽本立的思想，在可容許的範圍下「擦邊球」，把界線推至最大，漸漸擴大界限。現時，我們佩服不少中國記者的風骨，但不難想像，當傳媒自由不斷收窄的時候，有一天，香港的傳媒還是無可避免地開始加入這「擦邊球」的行列。
最後，作為《明報》長期而不算忠實的讀者，昨天讀報剛好讀到劉進圖的「編輯室手記」，提到在美國的新年雪景。文章最後，他提到這新年假，他學會兩件功課，第一是姑何在雪中駕駛與鏟雪，第二是他比較適合在香港生活。如果現在的他，再次看回這篇文章，他究竟會不會有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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