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香港容不下一句O Captain！ My Captain！

這些年來，談教育的電影不少，但論到經典不得不提《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電影從 Keating（Robin Wiliiams）在母校 ── 一間保守傳統的學校擔任英文老師為開首。有別於其他老師，他上課不依書直說，也不以理論分析英文，相反強調活動教學，讓學生品味詩詞，甚至叫學生如Walt Whitman的作品 O Captain！My Captain！般稱他為「船長」（Captain），而不是一般稱呼的老師。

Keating啟發了一些學生，勾起他們讀詩的興趣，而在舉行秘密詩會的過程中，有的衝破個人的限制，有的願意誠實地面對自己。然而，學生得以成長的同時，也招來保守的反對聲音，指他教壞學生，最終被學校辭退。

從電影對照現實，縱然情況未必全然相同，卻又有幾分相似。上星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佔中事件發表言論，言談之間把矛頭指向老師，「提醒」他們「切勿參與或安排學生參與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免影響前途。結果，惹來各界的爭議。

吳克儉就如戲中的校長，從角色上理應與老師站在同一陣線，但卻無法信任對方的專業，也擔心因此影響名聲。故此，校長決定將Keating辭退，而吳克儉在「聲港出聲」舉行記者會後，也加入討論，要求老師遵照政府的立場教導學生，要不就得付上代價。

即或一如其他地方的公民抗命運動，提倡者意圖透過不合法（但理性與和平）的公民抗爭，以表達意願，佔中同樣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議題。無論官方的立場如何，支持抑或反對，作為教育局的官員也應該重視學術的自由，要求學校向學生鋪陳不同立場的理據，給予他們討論的空間，自行分析，而不是就官方的預設立場，非黑即白地教導學生，剝削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

縱然電影沒有提及，但相信Keating被辭退以後，繼任的老師會再以從前的方式教導學生。學生一樣能學習，考取好成績，入各間長春藤大學，之後出人頭地。然而，這班人當中沒有人再願意站在書桌上，高叫一聲「 O Captain！ My Captain！」就如若然老師們依然吳克儉所說而行，也許再沒有一個人能像現在搞社會運動的學生一樣，站在台上，向政府喊出訴求，而這一切卻是比成績更為重要。

後記：捧盃以後，問題依舊

九年了，不曾想過自2005年以後，阿仙奴要花上九年迎接另外一個冠軍。那時的阿仙奴，還是剛在2004年以全季不敗（跨季49場不敗）破紀錄奪得聯賽冠軍，氣勢一時無兩。

沒想到那次以後，球隊遠離爭標群，隊長轉了幾個，骨幹換了一批，連英超的局勢也從以往的雙紅鼎立，逐漸演變為群雄割據。這段期間，球隊曾三次進入不同比賽的決賽，卻總與獎盃擦身而過。到了今年，背著即將九年四大皆空的包袱，相隔九年，終於再次闖入足總盃決賽。即便比賽戲碼不如上次決賽（對曼聯），但足以成為近年最牽動阿迷的比賽，畢竟這是這些年來最接近獎盃的一次。

肯定的是，球賽的發展沒有如預計般進行，反倒開賽僅八分鐘，就被對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入兩球，一眾阿迷雙手掩眼，以為就此一錘定音。這些年來，球隊改變了，球迷的心態也隨之而改變。記得以前，即或落後，依然樂觀，相信球隊終能反勝，尤以2004年反勝米杜士堡的一場最為經典。現在的阿仙奴，恐怕沒有這種能耐，也沒有這等的信心，落後之下，士氣頓時大挫。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今季發生過幾次，以對利物浦的一場最為離譜，二十分鐘便被對方轟入四球，毫無反擊之力之餘，士氣崩潰，全場捱打，最終大敗1比5。

這場決賽，阿仙奴終究得以反勝，值得慶祝的，不是球隊成功一掃八年多的頹氣，而是終能在比賽中看見球員爭勝的決心。的確，幸慶的是對手實力較遜，換了其他同級球隊，也許只會輸得更難看。但是，與相比平日落後的消極，球隊昨天的目標很清晰。失球以後，沒有被打亂陣腳，反而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入球，把比數稍為追近，並把主導權奪回。

縱然進入補時階段，體能下降，還是看見球員不斷在球場上奔跑，扯開對方的防線顯出爭勝的決心。其中藍斯的表現讓人讚嘆，不只是入球的一刻，而是他打足全場以後，仍在補時階段連番施射，顯出其決心與努力，並成功把皮球送入白界線後，替球隊選得獎盃。

這場比賽固然是峰迴路轉，落後兩球，追和，再於加時反勝，也是藍斯確立其地位的一場。然而，比賽同時將阿仙奴的問題一一呈現，承繼今季慢熱，防守力不足的問題，前鋒沒有獨挑大樑的人材，也欠缺一個真正的靈魂人物。捧盃以後，留下給雲加的是一堆必須要處理的問題。始終，阿仙奴來季繼續若以這等陣容出戰，在各隊軍備競賽下，恐怕只得再次成為犧牲品。

記我們被偷走的車廂

（Photo：Naomi Sun ）

昨天，《蘋果》再一次影文並茂地報導一宗港鐵車廂的衝突。全片約五分鐘，拍著一個操鄉音的女人帶著兒子，拖著行李箱佔霸了三個座位，繼而在車廂內飲食。旁邊有人提醒，卻觸動女人的神經，起初推說只是小孩子的問題無謂深究，之後情緒漸越激動，說旁人不是警察又不是特首根本無權罵她，時至後期她更站起來叫旁人打她，又多次以粗口問候周邊的人。

對香港人來說，這類的短片並不陌生。這些年來，類似的短片瘋傳過一次又一次。這些衡突多從坐車爭位、車廂內飲食之類的小問題引起，小問題當然不代表正確，只是平日港人多如局長所言習慣包容接受。不過，隨著情況愈來愈嚴重，看不過眼偶爾善意提醒的乘客多了。也許當中有人接受了，所以沒有話題性，便沒有短片流出。不論如何，現在流出的版本，被提醒的一方多是老羞成怒，周遭的人忍不住插口幾句，當事人又更加激動，引起一齣齣鬧劇。

這些片段被放上網上，推至報章報導，網民瘋傳，不斷留言大罵不講理的肇事者，閒時加上幾句嘲諷取笑對方口音不正，把單一事件放在兩地矛盾之上。從網上的反應所見，輸家看似是肇事者，被人拍了短片，還遭到各人痛鬧，但是離開網絡，細心一想，輸家根本不是那班肇事者，而是一眾香港人。

肇事者即或對此極為不滿，對是次旅行經驗的印象大打折扣，但幾日過後，他回到原居地便能再次重新生活，過著他們從前的日子。然而，對於香港人來說，這些事不是偶一為之，而是隨著與內地人交流頻繁，所謂的文化差異，從開門爭位至三個人坐兩座位（或是兩個人佔三座位），隨處飲食以至在車廂就地解決，甚至事後留下排泄物，都是無了期地發生。今天與這個罵得面紅耳赤，後日又再其他人以其他方式再次觸動香港人漸漸敏感的神經。

記得在文化矛盾仍未到達白熱化的階段，地鐵車廂即或擠滿了人，各自插著耳機（還沒有到智能手機的年代），但算是相安無事，還能享受那沒有多餘空間的寧靜。甚或自由行的初期，車裡縱有不守規的人，但是卻沒有如此的大模廝樣。現在的車廂裡的氣氛長期緊張，有時避得過衝門的人，也避不過一個個行李箱，偶夾著這類的衝突，每每把車廂空間的狹窄換成了人與人之間隨時點燃的火花。

有時，坐港鐵的問題不盡是多等一班車、兩班車，又或是被逼接受它忽然故障，而是在車廂內早就成為一種被逼與差異共存的地帶，而香港人沒有選擇的餘地。

何以電視沒落？

這幾星期，電視再一次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無線任由中國版《西遊記》佔據黃金時段，雖說動用極強班底，並投資巨大製作費，但不少人看完一集（甚至更短）就決定掩面不看，表示堅持。這齣劇集收視強差人意，獲得超過千封投訴，卻是名副其實的話題之作。而亞視眼見無線惹來極大民憤，決定派出無限翻播的經典劇集《我和疆屍有個約會》，希望爭一日之長短。這些超乎想像的兩台對決，夾在中間的觀眾們只能無語苦笑。

翻讀了有關周華山〈電視的覆亡（節錄）〉一文，談到經過七十年代的黃金期以後， 有文化人早於八十年代提出「電視不再有趣」（這叫生於八十後的一代情何以堪）。後來，出色的電視評論員澄雨也封筆，不談電視，文中流露的是無限婉惜，彷彿電視果真步向滅亡。這文章初次於1990年出版，二十四年後再讀，尤以第一部分「電視不再有趣」，縱然例子早就過時，但當中談到不少的重點，今日重看依然準確。

文章提到從前的劇集成功讓電視成為「普及文化的中心」，以及「最熱門的話題」，但後來很多人對電視節目並無認識，甚至對看電視產生了負面的印象。縱然文中所指的是八十年代的現象，但套用現在依然合適。曾幾何時，我們視電視為生活的必需，長期坐在公仔箱前看完一齣又一齣，劇中很無稽的對白會成為不同群體間的對話，報章娛樂版日日直擊劇情的發展，營造了一種不能不看的氣氛。現在，娛樂版寫的是韓劇，沒有正式渠道廣播的《來自星星的你》不斷佔據C1頭條，劇情每周追蹤更新，氣勢明顯把港劇比下去。現時，港劇偶有登上娛樂版，即或被刊出，卻多是被網民恥笑的話題，如永不垂下的眼睫毛，又或是世紀跨樓跳遠等，使人哭笑不得。

而且，電視已經無法再吸引年輕人，開電視只為取悅家中的老人和小孩。文中引述當年的調查報告，說明二十歲至四十歲的一群已經離開電視。現在，這現象愈趨明顯，特別網上資源的豐富，年輕的一代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不少人寧願轉看歐美日韓台等不同國家的劇集，也不選擇港劇。更甚的是，連被喻為無線長期忠實粉絲的師奶們，現在也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追看其他地方的話題作。即或師奶晚上依然支持港劇，但無疑港劇的吸引力與重要性漸漸降低。

其實，電視難以再成為（正面的）熱門話題、無法再吸引年輕人，開機只為取悅家中的老幼，全都能歸咎於「這邊廂電視節目水準明顯下降，那邊廂觀眾水準卻不斷提高。」二十四年前，周華山早就點出這問題，但是直至現在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就如馬傑偉曾經指出商業電視的本質，不是「前線的創作和媒介」，反而是著重包裝，不斷的複印成功的先例。現在，無線的一台獨大，亞視的長期隱形，以及香港電視開台無期都是不爭的事實。而無線早就建立其基本的觀眾層，有了慣性的收視，即或節目內容如此不堪入目，依據保持一定的收視，劇集質素下滑是無可避免的。

低收視固然是問題，但作者提到：「真正叫人擔憂的並非收視率，而是電視的社會意義。」當時，他所指的是電視不再有魅力，劇集純為消磨時間，影響力逐漸減退。然而，這一刻，電視的社會意義更值得探索，特別這幾年，電視變成維穩工具，特別是所謂的資訊性節目。正如又再度成為話題的《東張西望》。這一年多，簡介生活新知、時事熱話的《東張西望》，成為無線新一代的維穩機器，先後以剖析時事為題，抹黑碼頭工運，以及香港電視。當《西遊記》被熱烈的攻擊時，又派出不同藝員日日為觀眾洗腦，大讚《西遊記》。而這星期，節目甚至找出之前中風的劉家輝師傅重遊電視城，強逼師傳擠出笑容，又派出藝員硬賣溫情，惹人側目。

八十年代的時候，文化人已宣示香港的電視黃金期過去，但是沒有經歷七、八十年代的一代，現時又把九十年代的劇集當是經典，如早前重播的《烈火雄心》，這是無可奈何。沒有否認無線偶有佳作，但是從最近的爭議看來，電視最大的問題並非單是質素下降，而是其定位、取態失去民心。這樣的話，並非一、兩齣劇集就能挽回觀眾，因為這己從電視的問題，變為品牌形象的問題。

《香港仔》：吸氣，憋氣，呼氣，然後說一個屬於香港的故事

去年，彭浩翔的《低俗喜劇》曾被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得主批評以「低俗性」偷換「本土性」，把「廣東粗口」、「黃色段子」看成「道地港味」，惹來廣泛爭議。一年過去，強調「本土」的電影一齣接一齣，有的依舊重視廣東粗口（《那夜凌晨》），有的索性以「黃色段子」為主調（《3D豪情》）。然而，彭浩翔的新作《香港仔》雖然一如既往的本土，卻放棄所謂的低俗，反而探討家庭人情，甚至注入奇幻元素，一改彭氏風格。

導演在訪問中曾透露，電影取名為《香港仔》，是與該區的歷史背景有關。香港仔既是外國人初次登陸香港的地方，後來也因政府在該區興建華富邨，讓大量漁民遷至陸上定居，造就了香港的經濟轉型。導演藉著電影追溯舊時情懷，談一個城市轉型的故事。故此，在中國上映時，改名為《人間．小團圓》，縱與電影主題尚算合襯，卻是失卻其精神。

電影以鄭家三代八個人的故事為主軸，談的正是典型的香港家庭，上一代學識不多，一生靠捱，就如鄭東（吳孟達）放棄了捕漁以後，跟著叔父學習做法事，一做就一輩子，而下一代承著經濟的轉型，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從屋邨仔躍為中產，正如女兒鄭惠清（楊千嬅）和兒子鄭偉滔（古天樂）。結果，兩代的價值觀出現分歧，矛盾日生，每次見面總是不歡而散。

至於，他們一家生活無憂，看似幸福美滿，然而鏡頭一轉，卻發現他們各有心結，一直鬱在心裡：鄭惠清一直以為父母討厭她，即使母親去世，缺欠的傷痛仍在；邱健章（曾志偉）有外遇，心中卻總有歉疚；郭恩恩（梁詠琪）因隱瞞丈夫整容一事，而坐立不安；鄭偉滔因著女兒豬仔其貌不揚，而懷疑她不是他的親生。

電影沒有明顯的爭吵，但一直存在著一股無法排解不安與焦慮。戲至中段，導演幾次注入奇幻的元素，不是為了嘩眾取寵，反而借著這色怪異的氣氛，巧妙地把角色與這幾幕超現實結合，揭開角色的心理底牌，把不安的濃度加強。直至，那條擱淺於沙灘的極大鯨魚疑幻似真地出現，把那種無可奈何與荒謬推向極點。鯨魚的擱淺雖是超越現實的情節，卻有著其喻意：除了呼應了漁民上岸後，有如擱淺的鯨魚不上不落外，同樣應用於香港現時的政治氛圍，從前最引以自豪的優勢繼續消失，那種看似前進不得的尷尬，正如沙灘上的眾人拯救不果，只能看著牠逐漸步向死亡。這種茫茫前路，像是窮途末路的感覺，又能再次解釋了角色們的不安。

導演從一家面對生活的不安，轉至點出社會的整體的焦慮。然而，彭浩翔是樂觀的，也沒有任由這種負面情緒延續，反而藉著杜汶澤提到《星戰》中撞頭的白兵，意圖拆解困局。（杜汶澤戲份不多，但有其重要性，是以強迫導演刪減杜一角是極為不智，也抹走了當中的完整性。）白兵撞頭明顯是意是一個失誤，然而導演George Lucas重新剪訂的時候，不但沒有刪走這一幕，甚至為白兵的經典配回音效。若然George Lucas刪剪那一幕，那一幕只會淪為笑柄，然而當選擇以另一種模式處理這件事，卻把這一幕成為經典，同時也是導演的寄語。面對失誤時逃避，並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選擇面對，卻會有著意想不到的結果，就如鄭惠清當面問鄭東為什麼討厭她，往往發現出路仍在。而畫面頓時從偏藍的冷色調，轉為較柔和的暖色，那一口鬱結像是呼了出來。

《香港仔》有著一種驚喜，這種意料之外，源於電影的疑幻疑真，真實的困局，奇幻的呈現，把氣氛控制得好，讓觀眾墮入無路可退的抑鬱中，而結尾卻是放棄消極，擁抱未來談一種寄望，如在侷促的空間裡感到微風，得以盡吐鬱結。而戲裡最語重深長的寄語：生活很簡單，無需想得過份複雜，只有三個步驟：吸氣，憋氣，呼氣。即或生活艱難，吸氣以後，可能需要憋氣，憋不住也就呼氣。然後，選擇目的地，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然後再吸氣，繼續這個不息的循環。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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