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聖似乎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情有獨鍾。幾齣長片不約而同談到該時的台灣，第一齣《海角七號》以幾封舊信件追溯日治時期的愛情故事，之後的《賽德克．巴萊》記錄了原住民對抗日軍的一段歷史。這一次，魏德聖退居監製和編劇，由《賽德克．巴萊》演員馬志翔執導，電影還是與日本扯上關係，講述1930年代，嘉義農業高中的棒球隊，歷史性打入甲子園決賽的事蹟。
電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錠者（青木健）隨軍隊到達台灣，在將停於嘉義的列車上的回顧為開始。那時候，是1929年，嘉義農業高中的棒球隊依然未曾贏過一場比賽，然而自近藤兵太郎（永瀨正敏）執掌球隊後，卻為球員訂了一個明確而看似不可能的目標──打入日本的甲子園。
當時台灣被日本統治，是以台灣的棒球冠軍，就能代表台灣出戰甲子園。從未嘗得一勝的球隊，一年之間，要一躍成總冠軍的隊伍，莫說他人覺得匪夷所思，就連球員都自覺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當球員產生信心危機時，與一直支持球隊的濱田老師（吉岡尊禮）分享時，濱田就以球員最熟悉的農務為喻，教導他們如何以釘子種出最豐美的木瓜，說明在不理想的環境中，卻往往因為這種不如意，而激發危機的意識，使人有著拼死一戰的鬥志，以致最終得著意想不到的結果。
木瓜的比喻幾度出現，貫穿了整齣電影，既是戲中眾人的寫照，也是電影的中心思想。若然細分，戲中的木瓜比喻可分為三種不同層次：第一，是從個人角度而言。片中的角色大多都不是一帆風順，各自經歷著不同困難，克服困難以後，卻能有著無法預計的成功，正如吳明捷（曹佑寧）。起初的他，平平無奇，但漸漸愛上棒球，對甲子園產生憧憬。在深夜依然拼命練習，鬥志感染了一班隊友，並帶領球隊站在甲子園的黑土上。後來，他在比賽中受傷，卻仍為了他人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的甲子園拼盡全力。即使指頭不斷流血，卻繼續全力投球，盡力揮動他的棒球棍，直至最後一刻，感動了評述，以至全場的觀眾，讓曾質疑他們的日本人對他，以至嘉農隊刮目相看，大聲為他吶喊助威。
第二，是從整體而言，也就是嘉農隊。他們資源與經驗都不足，但憑著努力與鬥志，最終贏得他人的尊重。起初，嘉農隊只為強身而組成，成績不欲一睹，同區的隊伍看不起他們，而政府也不願撥款給他們額外練習。而且，球員都來自一個務農小鎮，各家自有難處，練跑經過農田時，經常被街坊質問：為什麼放下農務，而走去打棒球等。另外，他們由漢人、番人，以及日本人集合成軍，被說是「雞尾酒球隊」，首次在甲子園比賽，甚至被日本記者刁難。面對質疑與嘲笑，卻沒有阻礙球員的熱情，繼續全程投入比賽，連熱身投球也球球用力，使他人驚訝於他們的認真。最終，他們在球場取得勝利，甚且從最初因無主場之利而沒有支持者，到後來支持者日多，在看台聲嘶力竭為他們打氣，連曾經的對手錠者也轉為支持他們者，喊出「天下嘉農」的口號，以至後來行軍經過嘉義時，也特意找回嘉農的訓練球場。
第三，是從地方而言。電影除了著墨於棒球，也談嘉義。嘉義在台灣西南部，以務農為生，有一大片廣闊稻田。片中提到一次大風大雨後，稻田被浸，興建中的嘉南大圳訓劃受阻，甚至有技師因此受傷。然而，電影的嘉義不是囿於這些阻撓之中，反而不斷發展，正如市中心興建噴泉等，而一度受影響的嘉南大圳，歷時十年後，終於在八田與一（大澤隆夫）的監督下完成。翻看資料，嘉南平原的水田因而增加三十倍，收成亦多增四倍，對農民產生了驚天地的改變。
這齣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電影，看似與現時的台灣沒有太大的關連，然而，上映時間（台灣在二月下旬上映），與學生佔領立法院，面對反黑箱服貿的抗爭相差不遠，故能視作一種堅持的提醒。現時，離開大銀幕，回歸新聞報導，同樣能以木瓜為喻，因著最壤的時刻而生的鬥志，最終能讓得超出預期的後果，就如面對社會與政府的不公，因服貿而生的危機感，釀成為學生運動，最終五十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集會，寫下台灣民主的新一頁，就連魏德聖之前亦開腔與撰文支持學生行動。
雖然《KANO》以棒球為題，說嘉義，怎看也不算是吸引香港觀眾的題材，片中的少量特技更惹人笑柄，但是戲中談的態度與精神，卻是跨越界別或地域，是以看畢電影，心中依然有一種滾動。在這愈見紛擾的年代，看似黑暗的政治氣候，這一齣電影，或成一種最好的提醒：在最壞的時刻，卻可能是成就最光榮勝利的一種契機。
刊於《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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