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3

他們的奧斯卡得獎演說,從電影走向社會



看奧斯卡,得獎名單當然重要,但當獎項塵埃落定,典禮曲終人散之後,重點漸漸就從獎項花落誰家轉為得獎者的致謝辭。

雖說感謝始終是致辭的主調,但在感謝以外,很多得獎者把握難得的機會,在台上可享自己對某些議題(尤是與他的電影有關的議題)的看法,意圖把電影從娛樂文化層面推至社會層面,讓大眾的目光不只逗留在星光熠熠的明星、服裝之上,而是有更深入的信息跟觀眾分享。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Graham Moore

多年前,蘋果教主Steve Jobs憑一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鼓勵了不少人;今年,憑《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的Graham Moore,在台上說了一句類似的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同樣惹來全場的掌聲。

這一句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說得擲地有聲,也跟《解碼遊戲》的主題遙遙呼應。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因為「不同」,招來別人的恐懼、歧視,承受了不應該的壓力,繼而走上絕路,Alan Turing是例子,而今日站在台上的Graham Moore年輕時也幾乎因此而了結自己的生命。

Graham Moore的信念早就流露於電影裡。當Alan TuringBenedict Cumberbatch)因著他的性傾向而被注射女性荷爾蒙,導致精神不振時,Joan ClarkeKeira Knightley)對他說:「或者你期望自己可以是個普通人,但我可以肯定告訴你,我不是這樣想。正因為你這麼特別,世界才能成為更美好的地方。」借著這一句對白肯定了每一個人(即或在別人眼中「怪人」)的價值。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的確感動,但我更喜歡他隨後的一句:「他日你輪到你站在台上,也請將相同的信息傳給後來的人。」(And then when it's your turn and you are standing on the stage, please pass the same message to the next person who comes along.)今日的他,正是這樣,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在台上鼓勵其他同樣的人,成為更多仍在胡同裡兜圈的人的支持。

To those in Hong Kong, protesting for democracy This bridge was built on hope. Common

不難想像,憑著《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主題曲Glory奪得最佳原創歌曲的Common,在台上一番支持香港民主的說話,在美國的迴響遠不及在香港熱烈。

這番說話不是他突然有感而發,而是與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有關。電影說馬丁路德金為爭取黑人投票權,談民主,談抗爭,也有胡椒噴霧,跟香港的情況有點相似。

當去年的運動漸漸變成網絡上的禁詞,繼續執著「佔領」二字回味的人被視為失敗者、左膠,個個回歸日常生活的時候,在這個全球關注的電影頒獎禮上,有人依然如此記念這場運動,那是一種如此溫柔的鼓勵。香港或者地小,香港人或者不夠勇武,而且去年的運動的確失敗,但不代表一切完全白費,至少我們讓很多人看見了我們的努力。


Its our time to have wage equality once and for all, and equal rights for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tricia Arquette

憑《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Boyhood)奪得最佳女配角的Patricia Arquette,在台上就幾個議題發言,其中女性平權的一部分,大獲好評。

與上述兩段演說不同,她所說的議題雖與主演的電影沒有太大的關係,但作為一個女演員,她選擇了一個與她是息息相關的議題。結果,說話一出,台下拍聲不斷,連Meryl Streep的熱烈反應也成焦點。

或者,能夠有機會在台上發言的只有Patricia Arquette,但在紅地毯直擊時,憑《狂野行》(Wild)入圍最佳女主角的Reese Witherspoon接受簡短訪問時,也提及將來要拍更多以女性為主的電影。在她們的身上,彷彿看見了演員的信念,不只顧著拍攝,同時也投入很多時間關注不同的議題,推動社會的進步。


或者,奧斯卡依然沉悶,但這些經典的演說,卻是如此震撼人心。在無限句多謝以外,這班電影人各自把握這這些時間與大眾溝通,有的就他有份的電影發言,讓觀眾更了解當中的信念;有的就他關注的議題發聲,讓更多人直接聽見他們的呼籲。這代表了在他們的心目中,電影不是純為娛樂,無法面向大眾,而是有影響力的。因為一眾電影人,包括台前幕後,選擇走出銀幕,借電影跟觀眾說話,爭取了跟大眾溝通的機會。於是,在賽果以外,這場電影盛事依然吸引。


2015/02/20

《狂野行》(Wild):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


隨口一問,很多人都對自己的生活不甚滿意,埋怨很多:如果人工可以高一些,如果可以買一個單位,如果可以有幾個好朋友,如果諸如此類……但,再問他們肯不肯毅然放棄現在的一切,恐怕沒有幾人願意踏出這一步。說到底,埋怨會有,但下定決心重新開始的人終究不多,究竟發生了甚麼,才會讓一個人願意放棄一切,隻身就踏上長征的旅途,與自己的生活完全割裂?
改編自Cheryl Strayed的經歷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中文版:《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狂野行》講述CherylReese Witherspoon)背著背包,背著過去,孤身上路,走過超過一千英里的太平洋屋脊步道。透過剪接重塑的回憶,認識這個堅強女子的過去,漸漸了解她的目的。九十幾日的行程,天氣變化莫測,沿路有無法避免的野生動物、遇上不懷好意的人,但在這無盡的步行之中,她接近了自己的內心,觸碰了過去幾年內心的傷痛,意圖贖回這個曾經迷失而傷害了身邊很多人的自己。
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她的前夫覺得沒有可能,沿途的人覺得沒有可能,甚至她也覺得完成是遙遠得無法想像的事,但當她日復日的堅持,她終究達成初衷。Cheryl的擔子很重,從她起初的背包「怪獸」就能知道,把所有一切可能有用但其實無關痛癢的東西都放在背包之上,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拿著,沉重得連站起來都有困難。這正是她人生的寫照,帶負著過去,沉重得每一步都比平常人走得困難,於是不斷找外力幫助逃避,結果走上歪路,毀掉了生活。直至,在路途中,有人教她整理行裝,把不需要的放下,她才漸漸學會捨棄,步伐開始輕鬆。
然而,放下過去,並不容易,記憶是如此如影隨形。當她從過去放棄自己的生活裡抽身的時候,她無法接納這個自己,她不是她母親喜歡的女兒,不是一個值得被愛的人。她想放下過去於是上路,清醒的時候還好,但靜下來的時候,睡著的時候,總是有意無意的又再記想從前那些片段,就如那隻幾度出現的狐狸。狐狸或是Cheryl的幻覺,是她對過去的執著,牠老是出現,擾亂著她的心神。直至完成旅程,走過了這九十多日,獨自思想了無數個晚上,她才能夠真正重整,把狐狸留在後面,容讓牠離開。
這一趟旅程很困難,有另一些比Cheryl更有經驗的人,最終半途退出,而她也說幾乎每一秒都想放棄。但,她沒有放棄的選擇,這不是自我挑戰,而是自我救贖。她從前的荒唐,讓她失去了一切,當她認真面對自己時,當中的傷痛只得以這一種的自省,這一種意志鍛鍊,在大自然之中的經歷,才能使她慢慢復原。因著她的痛楚,她捱過了旅程。旅程的終結不是終點,而是重新的起始,她找回自己,她放下過去,學會接納。
《狂野行》是很個人的私語,就如她旅程中一直寫下的日記。有人說,電影拍得沉悶,不是想像之中,或者是,當中沒有所謂令人腎上腺素提高的高潮起伏,頂多只有人發出「哎呀」之類的慨嘆。的而且確,尋找自我不好玩,不是背負目的,沒有人會突然正經百八地說尋找自我。因為沉重,因為傷痛,其他人不是重點,自己才是,她是以極端的方式找回自己。這種為了擺脫從前而開始的旅程,當然不會有趣,但這種回想,這種思考,卻是如此的觸動。因為,即或沒有如此沉重,我們還是有過去。

2015/02/13

當我們談水貨客時,他們在談政治


(圖片:明報,盧翊銘攝


有很多時候覺得在香港談政治好像是對牛彈琴,這種對牛彈琴不是因為那班政治冷感的人決定冷感到底,甚至開始覺得如果社會只有一班「我討厭政治」的人,其實還有希望,起碼當問題超越政治層面進到民生層面時,他們會懂得起來反抗。但,現在的香港已經淪落至一個無法想像的地步,就是有權勢的人明明已從眾人的咆哮中理解問題,偏偏供舊裝聾扮傻,打算淡化問題以打發群眾。

這幾年水貨客已為了一個熱門話題。臨近新年,大批水貨客來港掃年貨,滿地水貨,民怨更深。繼上水發生火燒水貨店,小商戶叫好後,剛過去的星期屯門又有反水貨客行動,幾百人響應參與。雖說反水貨客的行動由幾個本土的團體號召,但針對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落地的民生問題。當中的影響或者隨便問一個住在水貨重災區如屯門、上水的街坊,甚或香港市民都能回答。大批水貨客的出現,的而且確打亂了原有的社區生態,熱點多了專做水貨客生意的店舖,其他小店被逼遷走,所有水貨客所需的日用品都被炒貴,於是水貨客日日賺錢,居民的生活卻大受影響。

水貨客明明是不折不扣民生問題,與柴米油鹽醬醋茶檸檬茶益力多有關,但落在建制的口中又忽然變成很政治的問題。最多的論調是說行動影響香港國際形象,是示威者自私自利純為個人利益的行為,喉舌更加無限聯想把行動視為反所有中國遊客,是某些團體用以宣傳港獨的技倆。

深受水貨客影響的人當然覺得論述極為荒謬,但同時仍然有不少人對這些說法樂此不疲,甚至認為問題不在水貨客之上,說要增加過夜旅客,繼續爭取中國更多城市可以進行「個人遊」。香港人的要求不見解艱深得令建制無法理解,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曲解,上綱上線,明顯這只是一個策略。

事實上,當建制人士把民生問題轉為政治問題,就能把大部分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民生問題與眾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惹來的迴響遠較純政治問題大。當政府不處理又或無法處理都會為人詬病,不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政府的無能證據,一定被人甚至支持政府的人大肆批評,但一把問題轉為政治層面,有一班人立刻從聲討群中消失,抱著討厭的態度看待事件,一句政治與我無關就不再理會,政府面對的壓力自然較少。

更重要的是,建制可趁機把問題視為某些團體以及所謂的港獨思潮的行為,毋須解決問題之外,又再一次勾起兩種敵對勢力的對峙,打擊對手,一石二鳥。一聽見港獨二字,很多人就像被按下開關,沒有深究之下就立刻把示威者當是搞事份子,意為倒亂社會,而不是有真實訴求。於是,訴求的焦點被政治問題搶去,沒有人理會真實訴求,政府要處理事情的壓力又減少。同時,警察再次光明正大出動警棍、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就變得合理得多。這樣的混亂加深了很多市民對示威者的誤解,不理背後原因就率先搖頭說「好亂。」

當我們談水貨客時,他們硬要談政治,刻意把問題的焦點模糊,減低訴求的重要性。其實,這一招早在佔領時用過,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依然把佔領與外國勢力混為一談,目的就如今次一樣,把真正的問題淡化,轉移時線。或者說到底都我們天真,以為談水貨客,談民生,就能有商有量,但結果根本跟政改一樣,所有都是一錘定音。政府對此不聞不問,警察對水貨客不聞不問,港鐵職員對水貨客不聞不問。於是,有一班人依然為水貨客瘋狂的同時,很多人只記得上星期的騷亂,一批接一批的水貨客兵團繼續毫無收斂在香港與中國之間來來回回,而我們最後只得靠難得說真話的裁判區的每日金句繼續自我安慰。





2015/02/10

《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當我和世界不一樣,那就讓我不一樣


繼Stephen Hawking(霍金)以後,又一英國天才科學家Alan Turing(圖靈)的經歷被搬上銀幕。若果霍金是一直被世人認可的天才,Turing則被低調得多。一個因工作的性質而被埋在歷史的名字,一個因該時法律被判刑的人,直至兩年前才被能重新承認。翻查Turing的經歷,那是一個有關天才、二戰以及相異的悲劇。《解碼遊戲》以Turing的經歷為藍圖,記下這一個不一樣的人的故事。
電影從1951年Turing(Benedict Cumberbatch)因家中失竊報案而被捕開始,一直在他的在學時期(1920年代)、二戰期間,以及1951年幾個時空穿梭,寫下他在二戰發明的自動解碼儀器,助英國截取納粹德國的信息的經歷,以及屬於他那自身的秘密。他是天才,也是怪人,與世界的標準不太一樣。無論在哪一個空間,他永遠與所謂的正常格格不入。少年時代,他因性格古怪,而被同學欺凌;在布萊切利園的時候,他不擅與人溝通,四圍樹敵,但也因為如此,他成就了很多平常人窮一生精力也無法完成的事。
正如一般人所認知的天才, Turing轉數太快,完全沉醉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對外間一切的事物了無興趣,不懂社交,工作還沒有開始就率先得罪其他人。因著那個無法被常人理解的腦袋,他的思想總比其他人快,當其他人每日花十八小時瘋狂地折解納粹德軍被喻為世界上最精密的Enigma密碼機(以暗號傳遞信息),他一起初就打算以機器制機器;當他們成功破解Enigma,有人正想立刻通報,他就已經多想幾步。這一種的異於常人,起初不容易被接納,但終究會被人明白,天才本性如此。
世人會理解天才的不同,但卻不一定接納有另一種傾向的人。Turing喜歡男人,在21世紀,這依然不是一件被人完全接納的事,何況是七十年前的社會。Turing的才智贏得人心,為國家贏了二戰,但他的性傾向卻無法讓人體諒,終於把他推向滅亡,不是肉體的死亡,而是一直以來心靈的折磨。那宗盜竊案揭發了Turing的秘密,他接受了化學閹割,精神不振,不久之後被發現中毒而死(死因不明)。
現在說Turing是一個悲劇,因著他的不同從小就被人厭棄,離世以前也不被很多人諒解。然而,因著他的不同,歷史改變了,歷史學家估計因著機器Christopher(原名是The Bombe)的發明,二戰至少縮短了兩年。或者,Turing一生人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如此與別不同,但就如Joan Clarke(Keira Knightley)看著那個因被注射女性荷爾蒙而精神不振的Turing說:「或者你期望自己可以是個普通人,但我可以肯定告訴你,我不是這樣想。正因為你這麼特別,世界才能成為更美好的地方。」對他來說,或許殘忍,但他的不同的確造就了整個世界。
面對他人的不同,很多人流露壓力,選擇除之而後快。正因為這些不同,才能建設多元不同的社會,但建設以前,往往是破壞,因著不明白而來的恐懼,因著恐懼而來的不容忍,歷史上有很多人因而被剝削自由,剝奪生命。這種的不接納或者因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改變,但卻依然存在,Turing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只是歷史之中其中一個因不同而被入罪的名字。
因著Turing的戲劇性的一生,連這齣以他為藍本的《解碼遊戲》的主題豐富,兩線主線,三個時空,國家,戰爭,愛情,友情,樣樣都有涉獵。從宏觀的戰爭向度,至微觀的個人情感,導演Morten Tyldum 把各種元素成功揉合,從頭到尾,毫無冷場。而,男主角Benedict Cumberbatch繼福爾摩斯(BBC劇集Sherlock)、阿桑奇(The Fifth Estate)後,再一次扮演天才,在冷面傲慢之餘,也演繹了角色的掙扎沉鬱,而這種沉鬱或許正是他最倔強的表白。最後,Turing不再風光,手抖了,精神差了,連填字遊戲也玩不了,但他寧願如此,也要守護他的Christopher。或者,他曾經寧願自己不特別,過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後他選擇忠於自己;或者,他與世界真的站在兩條平行的線上,無法接軌,那麼就讓他做一個最真實的自己。

2015/02/05

《永遠的愛麗絲》(Still Alice):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經歷隨著時間變為歷史,瑣碎的漸被遺忘,深刻的變為記憶。這些經歷,這些記憶,或者沒有留下實際的痕跡,卻我們建構著今日的自己,也建構著別人眼中的我們。但,如果有一日,這些都被推翻,一個人失去了記憶,甚至最擅長的能力,他會變成了誰?或者,他還能是他嗎?

改編自同名的暢銷小說(中文版譯名為《我想念我自己》),《永遠的愛麗絲》正是說著這樣的一個故事。生活美滿的著名語言學家Alice(Julianne Moore),踏入五十歲後,身體出現變化。她精神散渙,字彙減少,甚至在熟悉的社區中迷路。經過醫生的診斷,證實她患上遺傳的早發性PSI基因變異的腦退化症。在短時間之內,她的記憶迅速衰退,時空倒轉(與小時候的記憶混雜),剛問完的問題,幾分鐘後再問一次;一生最引以為傲的成就,突然之間變得奢侈。
這是一個中年女性重新尋找自己的故事。正當不少同齡的人面對中年危機,為著事業與生活的樽頸而苦惱時,Alice早就覓得一條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在事業方面,她是該領域的專家,寫了影響世界的書,有一批期待上她課的學生;在家庭方面,她有溫馨的家庭,有一個同是教授的丈夫John(Alec Baldwin),一個已成家立室的女兒Anna(Kate Bosworth),一個當醫上的兒子Tom(Hunter Parrish),唯一所謂瑕疵的是一個選擇去當演員不讀大學的女兒Lydia(Kristen Stewart)。不難想像,她一早清楚自己的路向,以及角色,是教授(教書),專家(寫作),妻子(處理家務)和媽媽(教導),幾十年來如是。直至,突如其來的病症出現,從前的理所當然,被逼擱下,再次踏上尋覓之旅。
正因為一直以來,她對未來都有既定的把握,而病症無定向的出現,隨時的惡化,打亂她的人生。於她而言,這是生不如死。她曾說寧願患上癌症,也不想患上這種病,起碼她仍是她,仍能在教室裡上課,做自己擅長的研究,甚至周圍的人都能體諒。現在,一切都不同。面對這一切,她很無力,彷彿找不到靠岸的地方,只得一直浮沉。每次清醒的時候,她只有流淚,質疑,甚至為自己編寫了一個結局,因為她承受不了。
從前一帆風順的生命,依著預期而行的軌跡,讓Alice不自覺地為自己下了定義。她是聰明,她是有能力的,連醫生都說愈聰明的人情況惡化得愈快。於是,徵狀與從前的落差太大,她失去了專業,失去了工作,口齒不如以前的伶俐,打擊太大,於是沒有考慮太多,就選擇了結局。無可否認,病症對她影響太多,很多方面不能同日而語,但撇清了以上所說的?難道她就不再是她?或者,能力不同,但本質不變。她依舊聰明,嘗試以不同的方法解決面對的難題,讀稿時以螢光筆間線,免得在字裡行間迷失,也一如以往關心她的丈夫兒女,閱讀女兒的書本,嘗試跟不太咬弦的小女兒打開話題。
《永遠的愛麗絲》平平淡淡,沒有流淚,但依然感人。不少人將焦點放在Julianne Moore的身上,的確導演預留了不少的空間讓她盡情發揮:幾分鐘的獨白,兩次的演講,以及她向丈夫坦白病情的一幕,把一個中年女人的痛苦無奈絕望輕輕帶出。面對病患,絕望有時,質疑有時,就像Alice覺得在患病中失去自己。但,最後她最擔心的女兒放棄了演出的機會,留在她的身邊,肯定了眼前這個記憶模糊的人的重要性。也許,她有一日會忘記了一切,但對很多人來說,她依舊重要。或者,她繼續質疑,但說到底,她仍然是她,只是身上的顏色與從前有所不同,但這並不代表甚麼。

2015/02/03

《聖瘟神正傳》(St. Vincent):換一個角度再看周圍


香港沒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對於何謂封聖何謂聖人未必很有概念,但說起聖人,心底裡始終有一種很純粹而根深柢固的印象,就是至少要像奉獻一生服侍貧窮人的德蘭修女、推動黑人民權運動的馬丁路德金這類的人物,才能有被稱為聖人的資格。然而,Bill Murray的《聖瘟神正傳》卻挑戰這個想法,聖人不一定有豐功偉績,不一定要拯救世界,甚至有時候人見人憎,行為令人讓人慘不忍睹。
故事從 Oliver(Jaeden Lieberher)的學校功課開始,老師要他們介紹一個歷史上的聖人之餘,也叫他們從日常生活中尋找聖人。這設定不是導演兼編劇Theodore Melfi的憑空想像,而是取材於他侄女的一份功課,啟發他的劇本創作。
不難想像,很多人的聖人對象不外乎父母、老師等熟悉的人物,但 Oliver的生活圈子不大,父母離異,他跟著媽媽Maggie(Melissa McCarthy)剛搬去新社區,上了一間新學校。從生活中尋找聖人本來不易,偏偏遇上一個瘟神般的鄰居Vincent (Bill Murray),這個老人每日都像醉醺醺,脾氣極臭,第一日碰面就已經結怨。在一般大人的眼中,遇上這種鄰居除了大叫倒楣之外,應該避之則吉,退避三舍,小孩卻沒有這種概念。Oliver被同學欺凌搶了鎖匙,無法踏入家門,只得叩Vincent的門,進入他的家等待工作的媽媽回家。
這一次的等待,開始了他們之後的接觸。身無分文的Vincent為了賺錢,自願承擔照顧Oliver的責任。失意於生活的老頭,入世未深的小孩,本來無法混為一談,二人卻一拍即合。Vincent的另類照顧,帶Oliver去馬場,去酒吧,找「夜之女」Daka(Naomi Watts),教他自衛對付欺凌他的同學。在成人的眼中,這一切極為荒謬,Maggie自然接受不了,反倒是Oliver對此不以為意,漸漸認識了Vincent的另一面。
《聖瘟神正傳》的四位主角,Vincent(老頭)、Oliver(小孩)、Maggie(失婚婦人)和Daka(夜總會女郎)同是社會的弱勢,是不被重視,被人小看的一群,甚至連他們對對方都各有微言。Vincent覺得Maggie麻煩,Maggie嫌棄Daka的職業,又對Vincent的為人看不過眼。他們對對方有意見,不是一種雞蛋裡挑骨頭式的批評,一切是人之常情,唯獨藉著Oliver的視點,才能把擺放在眼前既定的批評,換變為另一個角度 ── Vincent也許很真的不完美,但他的不完美無法掃走他做過的一切,他如何照顧他的太太,還有他從前的故事。然後,搜集Vincent的資料,寫上他的故事,交上那一份功課。
誠然,《聖瘟神正傳》在情節上沒有太大的突破,但是演員的配搭極為出色,全場笑聲不斷,讓人驚喜。Bill Murray飾演Vincent自然沒有太大的難度,反是小演員Jaeden Lieberher的表現極為驚喜,毫無怯場,演技自然,跟Bill Murray能夠擦出一種新的火花,把電影說得更動聽,更有說服力。很多人從外觀看來不甚討好,但換一個角度,可能事情不如想像。電影裡,一個小孩就憑他的觀察,拯救了一個眾人眼中無可救藥的老頭,也拯救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四個處於社會弱勢的人。他們放棄了從前帶有歧視的目光,真摯地認識那個不可愛的鄰居,一起吃飯,一起傾計,把各人的人生從絕望負面拉回正軌,而這或者就是那一份功課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