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8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除了政治,再沒有什麼



有些電影,未上映就有四方的輿論,讓人難以抗拒,《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算是其中一部。原著小來自高登,出實體書後銷情理想,加上由陳果執導,事前講明本土,不預在國公映,連預告片也被眾人以政治角度解讀而瘋傳,各種因素都將《那夜凌晨》看成是本年度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

各個戲院嚴陣以待,公映前一星期已經開始預售門票,大多戲院幾乎滿座。然而,公映不足兩日,網上爭論愈來愈熱烈,有人讚好,但更多人狠狠地給予劣評。看《那夜凌晨》時候,場反應其實不錯,笑聲不斷,有幾次更有人笑得忍不住拍掌,但完場以後,當笑意冷卻,電影好像被倒空,沒留下什麼得回味。

《那夜凌晨》改編自Pizza連載於高登的同名小,講述一架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離開了獅子山隧道後,發現所有人和車都消失。留下的十七人中,有的離奇死亡,有的遇到奇怪詫異的事,仍然生存的人設法解決問題,回到本來的香港。陳果沒有將整本小濃縮成一齣兩小時的電影,事實上這也不太可能,是以電影只選取小的前半段。

電影改編大熱的網絡小,話題十足,喜歡原著的人有一定期望。不過,導演、編劇有他們改編的權利。《那夜凌晨》改編的地方不少,有的改得不錯,讓故事更加流暢,如把一早落車的中大四子提早「處死」,把焦點放回在大埔的十三個人的身上;也把原著中兩個冷靜而聰明的角色四眼仔與阿信合併(徐天佑),無謂衍生兩個性格相同的人,而且也提早把The Fact Pizza的解謎)的一部分出現,讓未看過原著的人,容易了解故事的進程。

不過,《那夜凌晨》敗就敗在其起初被吹捧的本土話題之上。電影以本土入題,談政治,一切都並沒有問題,而且在原著中,作者偶爾幾句神來之筆,抽一抽政府水,也讓人讀得過癮。無奈的是,電影過於強調政治的角度,反而放輕了電影本身的懸疑部分,以致故事有點失衡。照理從獅子山隧道至大埔的途中,以及游梓池(黃浩南)與恐怖Yuki (文詠珊)回家路上看到面具人時,那種恐懼感應該能加強,以致置各人於一個近乎望的階段。加上,平時善於黑色幽默的陳果,這次一時加重劑量,在多個場口搞了不必要的笑話,沖淡了戲裡的驚慄感,尤以揭開面具人(周國賢)的一幕為甚,理應是帶有恐懼的色彩,卻被兩句「Google」,惹來全場大笑,以致電影與故事的設定未能相同,電影的主調也就有點前後不一。

香港電影願講政治,拳拳到肉,是難得,也得欣賞。然而,處理卻有點突兀,就如從前中化的小組討論般,一人一句分享意見,以對白明言問題,卻沒有以情節交代,以致過於膚淺,為講而講,與情節未必配合。就像,當游梓池出現實世界已經過了六年的時候,各人忽爾一人一句,著普選與特首,好似凌駕在電影之上,成為獨立的一段。

香港電影願意強調本土,不賣人民幣的賬。作為喜歡電影的香港人,沒有什麼比這更開心。但是,不只是幾個戲口談了政治,就叫「本土」。事實上,只看片名《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就相當有本土味道。紅Van是香港特別的交通工具,也是電影的靈魂;起首,也有幾幕拍到旺角的繁華,反倒是大埔,雖然電影的主場景都在大埔,談到大埔的鏡頭很少。這些地方色彩理應是本土的最佳證明,但落在強調本土的電影裡,卻只得成為場景。


談《那夜凌晨》是困難,當中有些場口真的令人拍案叫,林雪的演出也是一,只是看完之後,卻沒有預告片後的驚艷與期望。導演的意圖很明顯,以紅Van講從前的香港逐已消失,這也是配合。奈何的是,政治戲份太搶,本來紅Van的故事就被比下去,嚴重變形。會不會拍下集已經是後話,只是這一集,有點難以服進場的觀眾。


刊於《評台》

2014/04/17

何以蘇絲黃與Betty的「請廣傳」,最終產生反效果?

這星期,先後發生兩宗「請廣傳」事件,結果非但不如發出者的期待,得到廣泛的支持,反而惹起各方的聲討。


第一宗的主角是略有名氣的電台主持蘇絲黃。事源她在酒店喝茶,要求多加一個茶包,最終被收雙倍價錢,心有不忿,就寫下數百字,請人廣傳,意圖罵臭該酒店;而第二單的主角是不為人認知的Betty,她八歲偷渡來港,考公開試時經歷病患,最終憑著無比毅力,考入香港大學醫學院。她把經歷寫成萬言書,最後讓「大家請隨意傳貼,給你朋友一點鼓勵。」

縱然字眼不盡相同,但二人的確同樣在正文以外,補上代表「請廣傳」的語句。一句廣傳,代表她們理直氣壯。各人抱著這種心態了解事件,但當事情一五一十地擺在眼前,眾人發現事有蹊蹺,也就先Share後評論。結果,一人一句,一傳十十傳百,兩單事件都讓推上報,成為城中熱話,爭論一發不可收拾。


蘇絲黃錯摸網民心理,以為眾人贊同一杯茶兩個茶包是常理,一同覺得酒店「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得」。沒想到,廣傳做到之後,效果卻朝相反方向衝來,網民紛紛指摘她,無限地二次創作她的status,笑問魚蛋河要double魚蛋,為什麼要給double價錢之類,淪為笑柄。



這種錯摸,因著蘇絲黃的作為很不「香港」。香港人是貪小便宜,事事爭取,但自從自由行的攻入,香港人自覺身份不同,就從行為高低,作為劃分雙方的要素,所以,二十九個中國遊客入住四間房,香港人罵,也罵得狠,但言詞之間,不如對蘇絲黃的輕蔑,因為大多港人覺得他們根本如此。然而,蘇絲黃這種有欠道理的潑婦罵街式表達,企圖以名氣壓倒他人,「你敢收就得嘞」,又出言侮辱對方,說對方是「蠢侍應」,一連串的行為打破了香港人的理想表現,如大眾不滿的中國遊客相似,以致惹來了廣大的反感。

至於,Betty 同樣高估了香港人的包容程度。現時,最容易挑動港人情緒的正是香港與中國的矛盾。香港人對從中國來港定居的人,早就有點顯得不滿,這次的主角更是以非法的途徑偷渡來港,行文之間亦大罵政府對她無理,更是牽動香港人的負面情緒。


香港一向強調法治,Betty的來歷,明顯觸碰了這條界線。雖然Betty沒有以此為榮,但同樣沒有就此反省,而且從文中可見,她認為她那從偷渡客走到醫科生的經歷,是值得他人的支持,這樣種種堆在一起,讓人更加難以接受。無疑,她的過程是艱辛,也沒有人懷疑她的努力,只是所有事基於一個不合法的開頭,卻自以為奮鬥故事,期望激勵他人,就是本末倒置。

兩單的「請廣傳」,單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忽視了社會的環境,以致到萬箭穿心。蘇絲黃就如添馬男所說,不知道在新媒體裡「名人效應」、「權威效應」等起不到作用,一切以得從行為判斷,而她的行為,卻又違反了香港人期待的準則,以致反被攻擊;至於,Betty的勵志經歷,一味吹捧自己的努力,大罵政府部門的不公,忘記了香港早就不再像從前一樣,不但不會視偷渡來港的人為香港一份子,更視這為破壞法治的行為。縱或成就很高,也難以得到認同,甚至讚賞。

這樣的反效果,餘波甚廣,故以「請廣傳」以前,還請三思。

2014/04/12

《未夠秤》:挺身,是因為無法再沉默



最近,總是覺得現在的香港,有一點「分裂」。正當考評局在文憑試,要求考生就「必要的沉默」續寫時,就有人因為無法沉默,而走上街頭,投身於社會運動。

2010年,是香港政治的醒覺期。一場反高鐵運動,興起了一班八十後,也激活了長久的政治冷感,將「政治」重新置於社會的討論之上。兩年以後,反國教運動的展開,八十後的一代成為前輩,由一班九十後接棒揸大旗。

英國導演Matthew Torne在這特別的政治氣候下,以兩位未足十八歲的社運參與者為題,拍了一齣紀錄片,取名為《未夠秤》。主角年紀雖小,卻一石激起千層浪,他們一個是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另一個是社民連的馬雲祺(馬仔)。
雖然同樣投身社運,二人的接觸面卻是全然不同:黃之鋒是學民思潮的召集人,走在鎂光燈前,帶領組織,號召群眾,與不同政黨、政客會面,提供社會的另一個可能性;相比起來,馬仔低調得多,他站在人群之後,依著其政黨的方針,負責籌劃不同的運動,預備物資,以一個小角色,去達至理想的社會。導演曾於訪問中總結,黃之鋒有一種「知識分子式的理念」,而馬仔卻是重情感上的關懷,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即便二人的名聲不同,達到的效果不同,但是在推動社會發展上,同樣重要。
紀錄片的籌備從2011年開始,拍攝期橫跨了影響深遠的2012年,並以反國教為主要框架。導演也許不曾想過,反國教運動的熾熱,也沒有想過當年依然未成名的黃之鋒,最終成為站在公民廣場,號召市民通宵佔領政總的學生領袖。看著電影,一路走來,是一個個無法預料的奇蹟,也有很多難以想像的打撃,但《未夠秤》像是香港近年的政治回顧剪輯,把這獨特的時刻一一記下。
拍了約二百個小時的影像,最終剪輯成現在兩小時的版本,紀錄了很多鮮為人知的事,其中一段是學民思潮,與當時仍未當選的梁振英會面,要求他對是否推行國教的立場表態。當黃之鋒介紹過自己,坐在一旁拿著一支筆、一張紙(當時還沒有拎摺凳)的梁振英,帶著其招牌笑容問:「可不可以再講一次,你來自什麼組織?」「學民思潮,是一個學生的組織。」「學民思潮是哪個『民』?」鏡頭下的梁振英,問得輕挑,也一貫地答非所問。然而,歷史是弄人的,當日不被認知的黃之鋒以及學民思潮,卻在梁振英剛上任不足幾個月,為他一個管治危機,真正如海報所言以「四両撥千斤」。
看著影片,見證他們前行,走過的路卻不平坦。當年僅得十四、五歲的黃之鋒,經常面對不同的傳媒,也受著很多打壓,如被竊聽的疑雲、建制派人士的針對,以至某些媒體的抹黑;同樣,馬仔因以激進的方式抗爭,而被拘捕,面對審判。然而,他們沒有因阻撓而放棄,相反繼續在不同議題上發聲。
一次又一次的以未夠秤的一群為運動的主軸,不禁讓人發問:其他人,又或是其他以民主為目標的政黨在哪?七十年代,就說抱著難民心態,強調「功利家庭主義」,不談政治,但為什麼今天,各人即使視香港為家,卻仍然選擇隱身、沉默,甚至讓步,以致未夠秤的一班,被迫年輕當家,在兼顧學習之餘,成為抗爭的中堅的一群,反過來帶領群眾?
這齣紀錄片,藉著追蹤兩個少年的行動,記下了行政長官的候選人的明爭暗鬥、梁振英當選,以至反國教集會的日子,側寫香港從2011年到2012年的變化:見證香港從有(各種自由)到冇,以至從冇到有(來自西環的明顯干預、警察的刻意維穩)。2012年,回歸十五年了,若以此片視為一個中期檢討,是令人失望的。看完電影,心情激動,好像倏然一過,香港不同了,舊日賴以自豪的,漸被僭食消失。作為香港人,《未夠秤》是一齣無法錯過的電影。

2014/04/05

《公義終站》(Fruitvale Station):難道再沒有歧視?



這一年,看了幾齣以「美國黑人」為題的電影。
《被奪走的12年》(12 Years a Slave)描述了19世紀中期,奴隸制度下的美國,黑人歷盡辛酸,叫天不應,說的是一個黑暗的時期;《白宮管家》(The Butler)說的是20世紀中,黑人開始爭取平等,民權運動漸漸開始,呈現的是一段啟蒙的時期。相比《被》結局裡的無可奈何,《白》以奧巴馬當選總統為結,似是說明種族隔閡逐漸被打破。然而,奧巴馬的當選,甚至成功連任,是不是就說晴黑白人種已經達至所謂的平等?
《公義終站》改編自一宗轟動美國的新聞。2009年的除夕凌晨,黑人Oscar Grant 在果谷站,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被鐵路警察開槍擊斃。事後,隨著目擊者上載的片段,引起了關注。
沒有詳細的前因後果,電影第一幕就單刀直入地,以目擊者案發時拍攝的真實片段為始,強調案件的真實性。然後,再以倒敍的方式,講述Oscar(Michael B. Jordan)的最後一天。
導演沒有把Oscar塑造成一個完美的人,讓觀眾對他的被殺投放更多同情的情緒。相反,鏡頭下的Oscar,充滿瑕疵:他曾因吸毒、販毒,而鋃鐺入獄。出獄後的他,仍是惡習纏身,先是背著女朋友Sophina(Melonie Diaz)與女兒,跟有他人有染,而且又因工作態度不佳,而被老闆辭退。
驟眼看來,他幾乎是一個失敗的代名詞,無可救藥,但導演同時在不少的細節上,為Oscar的表現留下註腳:他孝順,臨睡之前特意傳媽媽(Octavia Spencer)一句「生日快樂」,第二天又忙著為媽媽準備禮物。他主動修補從前種下的惡果,他跟Sophina道歉認錯,也求老闆再次聘用他。最後,縱然山窮水盡,但最後一刻,為著家人的緣故,他懸崖勒馬,放棄重操販毒的故業。在新的一年,期望有一個新的開始。
而且,導演特意把Oscar的被殺,放在一層層的巧合之上。本來打算駕車的Oscar,聽了媽媽的意見,才跟友人轉乘BART(Bay Area Rapid Transit,舊金山灣區捷運系統),而出發以前,他也跟Sophina提出在家與女兒一起倒數的可能,只是最後被女朋友勸服外出。在車廂遇上有過節的人,也是源於早上他曾經幫忙的女人跟他打招呼所致。這一切看似能夠避免,卻因種種的巧合而發生。電影中看似存在著一種無可避免的感覺,但這並不是對Oscar的命定,而是一種種族歧視下的命定論。Oscar是這宗案件的受害人,但這是不是偶一為之的事,即便不是Oscar,受害的可能只是其他的黑人。
電影是令人揪心的,影像看是平淡,連槍殺的一幕也不是那種熱血沸騰的呈現,而是短促而在混亂下,突然「砰」的一聲,騷亂靜了,Oscar的生命也開始倒數。最後的幾段記錄了有關槍殺Oscar的警察下場的文字,卻是高潮的所在。即使證據確鑿,但是該警察堅稱他只是誤當手槍是電槍,被改控誤殺罪名,被判入獄兩年,最終服刑十一個月後就出獄。
雖說種族歧視的問題,與之前相比已是大躍進,甚至黑人也能成為一國之首,然而回看社會,黑人依然被歧視,正如警察一進車廂,看見滿卡白人,就第一時間把黑皮膚的Oscar捉走,而沒有向目擊者查問當時情況,而把搞事的人逮捕。爭取平等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無奈的是,很多時候,弱勢的一方總要以自己的生命,喚起社會對事情的關注。話題過後,各人熱情淡了,就得期待下一宗,才讓社會再度跟進事件。

刊於《評台》

2014/04/02

《KANO》:在最壞的時刻 ,成就最光榮的勝利


魏德聖似乎對日治時期的台灣情有獨鍾。幾齣長片不約而同談到該時的台灣,第一齣《海角七號》以幾封舊信件追溯日治時期的愛情故事,之後的《賽德克.巴萊》記錄了原住民對抗日軍的一段歷史。這一次,魏德聖退居監製和編劇,由《賽德克.巴萊》演員馬志翔執導,電影還是與日本扯上關係,講述1930年代,嘉義農業高中的棒球隊,歷史性打入甲子園決賽的事蹟。
電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錠者(青木健)隨軍隊到達台灣,在將停於嘉義的列車上的回顧為開始。那時候,是1929年,嘉義農業高中的棒球隊依然未曾贏過一場比賽,然而自近藤兵太郎(永瀨正敏)執掌球隊後,卻為球員訂了一個明確而看似不可能的目標──打入日本的甲子園。
當時台灣被日本統治,是以台灣的棒球冠軍,就能代表台灣出戰甲子園。從未嘗得一勝的球隊,一年之間,要一躍成總冠軍的隊伍,莫說他人覺得匪夷所思,就連球員都自覺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當球員產生信心危機時,與一直支持球隊的濱田老師(吉岡尊禮)分享時,濱田就以球員最熟悉的農務為喻,教導他們如何以釘子種出最豐美的木瓜,說明在不理想的環境中,卻往往因為這種不如意,而激發危機的意識,使人有著拼死一戰的鬥志,以致最終得著意想不到的結果。
木瓜的比喻幾度出現,貫穿了整齣電影,既是戲中眾人的寫照,也是電影的中心思想。若然細分,戲中的木瓜比喻可分為三種不同層次:第一,是從個人角度而言。片中的角色大多都不是一帆風順,各自經歷著不同困難,克服困難以後,卻能有著無法預計的成功,正如吳明捷(曹佑寧)。起初的他,平平無奇,但漸漸愛上棒球,對甲子園產生憧憬。在深夜依然拼命練習,鬥志感染了一班隊友,並帶領球隊站在甲子園的黑土上。後來,他在比賽中受傷,卻仍為了他人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的甲子園拼盡全力。即使指頭不斷流血,卻繼續全力投球,盡力揮動他的棒球棍,直至最後一刻,感動了評述,以至全場的觀眾,讓曾質疑他們的日本人對他,以至嘉農隊刮目相看,大聲為他吶喊助威。
第二,是從整體而言,也就是嘉農隊。他們資源與經驗都不足,但憑著努力與鬥志,最終贏得他人的尊重。起初,嘉農隊只為強身而組成,成績不欲一睹,同區的隊伍看不起他們,而政府也不願撥款給他們額外練習。而且,球員都來自一個務農小鎮,各家自有難處,練跑經過農田時,經常被街坊質問:為什麼放下農務,而走去打棒球等。另外,他們由漢人、番人,以及日本人集合成軍,被說是「雞尾酒球隊」,首次在甲子園比賽,甚至被日本記者刁難。面對質疑與嘲笑,卻沒有阻礙球員的熱情,繼續全程投入比賽,連熱身投球也球球用力,使他人驚訝於他們的認真。最終,他們在球場取得勝利,甚且從最初因無主場之利而沒有支持者,到後來支持者日多,在看台聲嘶力竭為他們打氣,連曾經的對手錠者也轉為支持他們者,喊出「天下嘉農」的口號,以至後來行軍經過嘉義時,也特意找回嘉農的訓練球場。
第三,是從地方而言。電影除了著墨於棒球,也談嘉義。嘉義在台灣西南部,以務農為生,有一大片廣闊稻田。片中提到一次大風大雨後,稻田被浸,興建中的嘉南大圳訓劃受阻,甚至有技師因此受傷。然而,電影的嘉義不是囿於這些阻撓之中,反而不斷發展,正如市中心興建噴泉等,而一度受影響的嘉南大圳,歷時十年後,終於在八田與一(大澤隆夫)的監督下完成。翻看資料,嘉南平原的水田因而增加三十倍,收成亦多增四倍,對農民產生了驚天地的改變。
這齣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電影,看似與現時的台灣沒有太大的關連,然而,上映時間(台灣在二月下旬上映),與學生佔領立法院,面對反黑箱服貿的抗爭相差不遠,故能視作一種堅持的提醒。現時,離開大銀幕,回歸新聞報導,同樣能以木瓜為喻,因著最壤的時刻而生的鬥志,最終能讓得超出預期的後果,就如面對社會與政府的不公,因服貿而生的危機感,釀成為學生運動,最終五十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集會,寫下台灣民主的新一頁,就連魏德聖之前亦開腔與撰文支持學生行動。
雖然《KANO》以棒球為題,說嘉義,怎看也不算是吸引香港觀眾的題材,片中的少量特技更惹人笑柄,但是戲中談的態度與精神,卻是跨越界別或地域,是以看畢電影,心中依然有一種滾動。在這愈見紛擾的年代,看似黑暗的政治氣候,這一齣電影,或成一種最好的提醒:在最壞的時刻,卻可能是成就最光榮勝利的一種契機。

刊於《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