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8

靜靜地改版



剛才看了一下自己的blog,發現字很細,讀得很辛苦(感謝一直有努力睇的大大)。於是,的起心肝,做了一件這幾年密謀的事-- 從 blogger 轉去 wordpress。這次的新版面同樣以簡潔為主,字大了,希望各位讀得舒服一點。

又,新網址內容很少,會慢慢更新。知道有匯入的功能,可以將舊的內容搬去新網址,按幾個鍵就得,但格式有點問題。所以,請給我一些時間,會盡快處理。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歡迎給意見。多謝支持。

2015/04/13

《無定向喪心病狂》(Wild Tales):荒謬狂想曲


多年前,巴士阿叔一句「你有壓力,我有壓力」,熱爆全城。雖然瘋狂,又的的確確道盡很多城市人的心底話。住在城市,漸漸發現在一連串的文明包裝以外,暗藏很多令人難以理解的千奇百怪,光怪陸離。

《無定向喪心病狂》的中文譯名抵死,取自《家有囍事》那著名的「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雖然戲中的角色沒有抑鬱、癲癇、精神分裂等的病癥,依舊毫無定向,令人難以觸摸。六個故事獨立成篇,沒有關連,但主題同樣指向一點,個個辛辣,個個瘋狂。

故事發生在地球另一端,文化與我們不盡相同,但要理解當中的要旨不太困難,因為世界的荒謬到底是如此的大同。故事的開端,都是日常軼事 ── 在飛機與鄰座搭訕、在餐廳遇見仇人、在公路遇上固執的阻路者,買蛋糕時被抄牌等。但是,落在導演 Damián Szifrón 的手中,稍稍微調,加鹽加醋,然後眼前一個個看似正常的角色,一步一步偏離正軌,奔向一條無法掉頭的瘋狂之路。有時,我們忍俊不禁;有時,我們若有所思;有時,對照這個距離阿根廷超過一萬五千里的香港社會,笑中有淚,或者也會心存不軌地,奢想城市有沒有這號的人物,幹一場大事,讓人大快人心。

故事裡沒有對無辜的人,也沒有大奸大惡的人,他們的軌是如此順其自然。當中或者有人處心積累,但更多的只是當下一刻的一時衝動,任由一個突如其出的奇怪念頭發酵,引伸至沒有預謀的即時反應,容許往後發生很多瘋狂的故事。那些念頭不是導演為了單純瘋狂而創作,我在想,這樣的想法有時或者同樣存在我們的腦中,只是我們最後抑壓了,導演縱容了,把我們曾經的念頭開闢了想像的空間搬上大銀幕。


六個故事,自然有高有低,有的相對平庸,有的至今依然回味,但整體而言,水準很高。很多時候,遇見不平的事,我們不能完全不平則鳴,很想與人理論的時候,又擔心遭旁人白眼,被人拍攝下來,於是我們抑壓,我們忍受,但,《無定向喪心病狂》卻開放了這個想像。只是,當我們撥開表層的黑色幽默,咀嚼這首狂想曲,愈掘愈深的時候,就會發現在大笑的背後,蘊釀了一堆堆無處宣洩的眼淚,是小市民積存已久最卑微的鬱結。因為最荒謬的事,往往最為貼身。


2015/04/09

一間書店獨大可怕,但一把聲音獨大才是最可怕




這幾年,有關出版自由受挫的消息時有所聞。2013年書展,由中華書局出版,香港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高馬可(John M Carroll)撰寫的《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譯本被發現有兩個版本,其中一版刪剪了所謂的敏感容(如「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了一個遠比統治此地多年的政府更專制的政府。這個政府之專制,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早前,又傳出三聯、中華和商務三大書局(三中商)傳出封殺有關佔領的書籍,而催谷反佔領書籍,引起極大的回響。

其實,香港的出版界由三中商所屬的聯合出版集團壟斷,而聯合出版集團背後是中資機構,早就不算驚天秘密。然而,最近《壹週刊》揭發了聯合出版集團,是中聯辦透過一間在廣東省註冊的公司掌控。這種如此明刀明槍的操控,卻有著極為重要的警示。

聯合出版集團壟斷了香港的書籍批發,也是三中商是香港少有的大型的連鎖書局。任何書若不合他們的心意,如佔領題材的書籍,只是象徵式入貨,也不作任何推銷,是封住了書籍銷售的渠道。除非本身有話題性,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對於出版社與作者來,在香港這個出版業本就不繁榮的市場來,這是極大的打擊,更遑論對獨立出版社。換句話,三中商某程度是可以控制了大部分市民最常接觸的書籍,降低某類不合意書籍的銷量、聲勢。

同時,聯合出版集團的三大書局以至其出版社,多年專攻不同範疇。當中以三聯的形象最好,尤是這幾年來三聯主打社會文化書籍,如陳曉蕾的《死在香港:流眼淚》、《剩食》等,也辦了不少年輕作家的比賽,成功打造了一個很本土的形象。然而,一翻出來,底子卻紅得不得了。我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定他們所以的出版讀物,事實上不少很具有耐讀性,也得看(就是上述打到的)。只是透過三聯,代表很多我們未必想像到的領域,接觸的資料,雖然形象很好,從外看起來也似乎沒有太大問題,但背後早就有另一股勢力存在。從他而來的資訊,不是虛假,不是有問題,卻是遭到他們的過濾──這是他們准許你們知道的。

這無疑是一場硬仗。如果只是意氣之爭一句罷買三中商,意圖打擊他們,結果就如罷買百佳一樣,不是不行,而是參與人數未必多,持續性不高,難以看見成效。所以,在罷買三中商之餘,最重要的讓書籍能透其他渠道出現在讀者面前,讓人認識不同的書籍──也就是獨立書店。其實,香港獨立書店不少,旺角一帶尤其多,不被財團所壟斷,不受外力影響,而且各有自身特色,可依照自己讀口味光顧不同書店,選購一些相對非主流的書籍。


出版界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但在預見的將來,可以測想出版的路有幾難行,香港的路有幾難行。我們要做的不是與強權硬碰硬,而是開闢新的路徑,讓強權以外的其他渠道得以生存,而不是被人抹殺。有愈多不同的獨立書店,百家爭鳴,才能防止集團式的抹殺,隱沒一些值得我們了解的資訊。始終,一間書店獨大可怕,但一把聲音獨大才是最可怕。

2015/04/01

《大話迷宮》(Labyrinth of Lies):對歷史的回應,就是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我們對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並不陌生。這地方記錄了人類歷史最黑暗的一頁,超過一百三十萬人在那裡被屠殺。今年一月,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七十周年的日子,各國領導人出席紀念儀式,當中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現在,德國願意承認過去,悼存者能夠回到該處紀念,但奧斯威辛曾經是被隱藏的名字。
《大話迷宮》講述一個德國年輕的檢控官Johann RadmannAlexander Fehling)追查納粹德軍在奧斯威辛的歷史。1958年,德國仍在戰敗的陰霾下慢慢復甦。新一代對於二戰的一切卻是模糊,僅能認知何謂納粹。一個記者GnielkaAndre Szymanski)的質問,勾起了Radmann的好奇心,開始追查有關奧斯威辛的一切。年輕的一代對奧斯威辛陌生,問在政府部門的人,個個不知;曾經經歷二戰的一代知道,卻不願提起。在那個時候,奧斯威辛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一個年輕人去追查這段僅過了十多年的歷史,不是容易的事。當初因為好奇心而開始偵查,但過程中,Radmann與他的同伴們漸漸發現了這段歷史的重量,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沒有命令,納粹軍依然用盡一切難以理解的方法屠殺當中的人,戰後他們就回歸社區,彷若平常人,當麵包師傅,當教師。他們的逍遙法外,讓這幾個認知真相的人使命愈重,但使命愈重的背後,是愈大的壓力。雖然經歷了紐倫堡審判,納粹的主腦人物被定罪,但是當日以萬計的納粹黨的勢力依然存在,不少更在政府佔據高位。Radmann很快就被人視為眼中釘,被納粹餘黨恐嚇,更多的是別人的一言一語,有同事直指他說,這種翻歷史的舊賬,是破壞這新建國家的行為。
在電影節看這電影時,同場有來自幾間不同學校的學生。映後有Q&A,有觀眾問學生,如果幾十年後,有關佔領運動的一切被人隱瞞,你又會怎樣對年輕人說。那是一道借電影的主旨提出的假設性問題,卻換來學生的拒絕回答,因為問題有點敏感。答案是令人惋惜的。整齣電影說的,正是Radmann頂著壓力,為著公義而走在眾人的對面,追查有關奧斯威辛的一切。難道佔領運動比奧斯威辛更敏感?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在沒有人禁止的情況,我們預先設下界線?
我無意針對那個回答的學生,因為他不會是唯一的一個。換了第二個學生,可能有同樣的回答。很多人看電影時,為著主角的正義歡呼,但回到現實,面對類似的問題,自己又會有另一番的見解。「追尋正義」一事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有雙重標準的,發生在歷史上的是正確,發生在他身邊的是錯誤。所以,有人會支持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但反對香港的示威者影響經濟;有人會為Radmann追查真相而叫好,但覺得佔領運動的一切很敏感。
這齣電影是以如此的力度去檢視他們國家的歷史。初出茅廬的Radmann面對那一大堆的戰犯是難以承受,現實也無法全把他們定罪。起初的他心有不甘,後來明白了,把這班人送上法庭,開始了另一場著名的法蘭克福審判。這樣公平嗎?也許不,法律無法把那八千個曾在奧斯威辛的戰犯定罪,但如Radmann所說「我對歷史唯一的回應,就是做自己認為對的事。」這一句聽起來好像很輕鬆,細心想一下德國的歷史,代入他的處境,也就明白做自己認為對的事從來都不容易。我們或者不是Radmann,在最艱難的時候,繼續追尋真相,檢視過去,但至少不要不要為自己設下界線。


2015/03/28

《真相販子》(Merchant of Doubt): 真相以外,有太多販賣謊言的人


這個世界好像沒有對的真理。明明是真的,有人剎有介事地提出質疑;明明是假的,又有一班人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剛在電影節播映的《真相販子》是根據由兩位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hErik M. Conway的書籍改編而成的紀錄片,揭開大集團如何以技巧製造輿論,操縱真相。

眾所周知,吸煙危害健康,會上癮,也能致癌;在傢俱裡的防火棉釋放毒素,危害身體;地球暖化因著人類過度的開發、破壞而發生。幾十年前,各派人士在一切還未蓋棺定論前,各自表述,有一班科學家力證事實,卻被另一群人窮追猛打。幾十年後,科技發達,很多從前爭執的話題已經結案陳詞。但,今日回望過去爭論,就發現當中很多質疑都存在陰謀。電影訪問了很多當年牽涉其中的人,解開當中的謎團,發現為了推翻事實,很多既得利益的專家和團體個個各出奇謀。

在一個會議上,一個醫生為了證明防火棉的作用,編作一有個嬰兒因為枕頭沒有防火棉,火警把嬰兒的上半身燒傷了,最終搶救不治的故事。故事抓住了在場人士的心,反對傢俱用防火棉的決定被逼不了了之。後來,一班跟進這議題的記者,發現這醫生幾年前開始講說這個故事,只是每次案發原因不同。當他們查證他的醫院有沒有相關的個案。結果,呼之欲出,一切都是虛構。

有團體發表了一份聲明,說明有三萬多個科學家簽名反對全球暖化的說法。對於一般普羅大眾來說,三萬個科學家反對,是很決定性的資料。科學家不信,普通人自然不信。經過查探之後,發現所謂的三萬個科學家,竟包括達文西等不可能的名字,以致政府罕有地否認這個聲明。 然而,明知聲明不實,不少人為了鞏固立場,依舊借用。

當我們看見紀錄片中的舊片段,看見一個個專家說謊,覺得舊時太荒謬;或者,認為單純相信所謂專家的人,智商有限。然而,這些我們都不陌生。回想我們身處的社會,那些隱瞞真相的人比比皆是,甚至經年以後,相同的招數依然橫行。梁振英說五歲小孩問他將來住哪裡,羅范椒芬說朋友移民是怕了年輕人,梁美芬說朋友不敢讓兒子在香港讀書是因為有通識,跟那個醫生的病人經歷一模一樣。

又,那份聲明荒謬得連政府會開口否認,以為會是一大敗筆,事實則剛好相反。去年,反佔中大聯盟就證明了橋唔怕舊。他們搞的簽名行動,門檻極低,根本不是追求真實的數據,聆聽民認,而是盡可能把數字誇大。的確,數字被人多番質疑,但最後還是有一班人抓著數字,對抗政敵。


《真相販子》揭穿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伎倆,煙草公司說吸煙不會致癌;石油公司反對地球暖化。有人會笑,因為覺得不可思議。然而,膜拜專家從來是人的盲點,因為不少人(甚至是專家)為著利益,選擇販賣謊言。導演說的議題,終在科技的確定下,變成無法置疑的事實,但這些謊言不會因此減少。現在,社會上販賣真相的人太多,甚至愈來愈明目張膽。要不被瞞騙,就要睜開眼睛,張開耳朵。或者,有人覺得長此下去,生活會很疲累,但是睜開了的人有一個期望,就如電影所說「一旦謎底揭穿,就無法再隱藏」。

2015/03/25

《五個小孩的校長》:他們的故事

很多人看《五個小孩的校長》。是哭著離場的。透過鏡頭,走入這間只剩下五個學生的村校,接觸了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議題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們看議題可能沒有感受,但當近距離地接觸他們的時候,因為有血有肉,因為真人真事,我們驚訝,我們心虛,發現了他們的故事,以及我們的城市隱藏的角落。
村校沒有資源,沒有名氣,在這個汰弱留強的社會,面臨殺校彷彿是理所當然,元田幼稚園(化名)只是其中的一間。同學紛紛轉校,只剩下五個小朋友繼續上學。他們不是沒有學校接收,而是家裡的環境不容許。他們不是編劇虛構的人物,而是曾經(仍是)存在於這個社會的人。他們當日的問題,今日依然在其他人的身上一再重演。當政府只懂大灑金錢於大白象工程,有很多基層連溫飽都成問題,只靠執拾爛銅爛鐵解決兩餐;當政府只懂批地給發展商起豪宅的時候,有人連居住的鐵皮屋都要被發展商覬覦。他們的故事彷彿是香港的小縮影,卻是多麼的無可奈何。
學生各有自家故事,呂慧紅(楊千嬅)如是。當社會一味鼓吹所有人(從幼稚園小孩至校長)要不惜一切向上爬的時候,她竟然逆流而行,當一個月薪只得四千五百蚊校長。讀校長的故事,很自然聚焦於她對學生的關懷之上。
然而,有一個事實雖是輕描淡寫,卻又不容忽視。她不是因被那班學生感動,毅然辭去國際學校一職而走入村校。相反,她先被國際學校需要屈服於教學機構的不文明的規矩而憤而辭職。當她想以專業為學生著想,校監(龔慈恩)卻為了著滿足家長的期望,繼續取得足夠的資助,不惜把小朋友的福祉置之不理。一個校長連把學生從精英班轉去普通班的簡單決定,都要經過詳細而無謂的經濟(政治)考慮,最終使她離開學校。
然而,呂校長不是戲裡唯一一個意興闌珊,憤而辭職的人,就連她的丈夫謝永東(古天樂)也是一樣。為著辦好一個有關法國大革命的展覽,他與團隊籌備多時,最終換來館長(河國榮)的一句「沒有budget」,就把一切心血化為烏有。美名是嘗試新科技,卻令展覽失卻了最初構思的特色,讓他決定離開這個他很重視的崗位。
《五個小孩的校長》藉著一個故事說明了香港很多的問題。五個小朋友的故事揭示了貧窮的另一面,呂校長的經歷就是直接揭示了社會的常態。如果看電影的時候,覺得被觸動。我們為著那一班學生感恩的同時,也應該為我們的城市默哀。
因為,這個城市的生態扭曲,錯誤的價值取向,以致很多有心人無奈地離開了屬於他們的崗位。像五個小孩般的學生或者不少,而像呂校長般的老師或者有的,但他們未必有幸能夠相遇。更多的,可能繼續囿於現實環境,而繼續在不同的學校裡浮沉。事實上,當我們環顧這個社會,這些有心卻又意興闌珊的人,又怎會只得呂校長一個。


2015/03/17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如果今日你仍然不明白


1960年代,正值黑人民權運動的高峰。那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已經奪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回到美國,爭取民權的路依然嚴峻。他毅然走入一些黑人被歧視的區域塞爾瑪(Selma),組織不同的遊行,為黑人爭取投票權。如果早一年,《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只會是芸芸講抗爭、講黑人民權電影的其中一齣,但經歷去年的佔領運動,這齣電影對香港人來說不只是歷史,更像一面鏡子;又,如果早一個月,或許只是我們一廂情願期望與電影作出連結,但在剛過去的奧斯卡,主唱主題曲GloryCommon在台上將這首歌送給香港時,也讓這電影與香港正式進行一次無縫的連接。
或者,抗爭從來大同小異,所以電影所提及抗爭與佔領運動是如此的相似。大銀幕上看見的,正是當日街頭可以親身經歷的。很多人事後把焦點放在60年代的警棍與催淚彈,用以對照2014年很多個日與夜,這些武器、那些警察曾經跟我們如此接近。無可否認,Edmund Pettus Bridge警察追打抗爭者的一幕,是如此觸動在螢幕下的我們,因為當中的混亂曾經是我們的生活體驗,而不是一件與我們距離很遠的事件。
然而,相比起Edmund Pettus Bridge,有另一幕雖然拍得平淡,但更是當頭棍喝,以簡單的幾句說明選票的重要。那一晚,馬丁路德金與一眾朋友坐在屋內,討論為什麼他們不把注意力放在貧窮、教育這些更表徵的問題上,而拼命爭取沒有實質作用的投票權。直至現在,這些問題很多人一直繼續問,投票權究竟有幾重要?如果我們忘記了梁振英曾經提過選票能把政策的重心傾斜(一萬四千元事件),馬丁路德金重覆一次:選票是有改變的力量。如果政治是利益的把戲,一張選票就是一份bargaining power。雖然有選票不代表心想一定會事成,但有一票在手,政客起碼不敢公然漠視你的利益,因為你的決定隨時影響他的政治生涯。之後,再要求他們解決貧窮、教育的問題,就變得如此順利成章,而不像之前,他們連生命也是被人輕蔑。
選票的功用不是單純讓你行使公民權利,而是讓你擁有改變的能力,讓政府、政客對你負責。現在,政府、建制派叫你「袋住先」,然後很多人繼續反對。反對的原因是因為當你「袋住先」,你是有選票,但卻失去了背後那能夠改變的力量。如果選票不能令你有改變的能力,那麼你的一票就如無有。或者,現在的我們看不見選票的能力,因為我們的選票能把心儀的議員送入立法會之餘,還有些議員不需選票也能闖入立法會,為所欲為。但是,電影以歷史說明選票的能力:能將錯誤行使權力的人送離權力的核心、能使一向漠視你的人看見你的存在,甚至能把曾受歧視的人送入議政的地方。
看《夢想之路》時,聽著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看著那一群為理念走上街頭的人,總是不期然回想起自身的情況。如果今日你仍然不明白去年的佔領,應該進場觀看這場五十多年前發生地球另一端的抗爭,因為兩者是如此的相似(當然,當日的黑人面對的危機更多更大)。當發現六十年代的美國與今日的香港如此相似,不禁泛起一種無可奈何,但是感激當日有人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為著值得爭取的事爭取,不怕強權,不怕暴力。正因為有這樣勇敢的人,這個世界才更有力量走得更前,更好。



2015/03/14

《雛妓》:不是談雛妓


最近幾年,社會議題當道,一句半句金句足以撐起聲勢。不少港產片紛紛回應,選擇談談政治抽抽水,然而大多只是贏了gimmick。《雛妓》的確是一齣另類作品,描述了這個現實以外,沒有留在政治的框架裡打轉,而是選擇嘗試探討其他社會議題。

《雛妓》的冷門題材是近年香港電影罕見。從預告片、海報,電影早就成功製造迴響。以為電影如題般談及雛妓的問題,其實不然。導演邱禮濤在電影裡旁敲側擊的談了多個社會議題,從宏觀的新聞自由、官商勾結,至微觀的家庭暴力等,泰國的雛妓或者只是其一。

可惜的是,觸及的議題不少,每次略過也饒有味道,卻沒有一個能有深刻的描寫。如果返回主題,雛妓是主要探討的議題,這種的著墨又未免太過蜻蜓點水。何玉玲(蔡卓妍)遇上Dok-my ── 一個她在泰國遇見的雛妓,不期然想起自己的過去,把Dok-my看成另一個自己,期望把這個女孩帶離這種出賣自己的生涯,從而補足這些年來她內心的傷痕。她不是雛妓,至少她對甘浩賢(任達華)付上真心。與Dok-my的共通,是二人都曾在家庭遭受傷害,何玉玲被後父侵犯,Dok-my被家人賣去妓院,失落於家庭,無法像何玉玲所說「安」就是一個女仔回到家裡就有安全的感覺。所以,相比於議題的探究,何玉玲Dok-my的痛心,不是對應自己的經歷身同感受,而是她一次的自我救贖

或者,單計這趟自我救贖之旅,何玉玲是成功的。不是何玉玲成功救了Dok-my,又或其他有相同的經歷的女孩,因為類似的事件繼續日日發生。何玉玲雖然為此難過,但說到底,這不是她的最終的目標。筆才是重點。筆本是何玉玲心中的一條刺。她是因為喜歡買筆,而成為文具店老闆的繼女,從此擁有了無限的筆,也就出現了一道永不磨滅的傷痕。但是,她與筆沒有因此而割斷連繫,反是成為了她抒發的工具,讓她憑著筆記簿連上了甘浩賢,再一次改變了她的人生。後來,甘浩賢又送了一支筆給她,是定情信物,也肯定了她的一種使命,堅決以筆桿對抗社會的黑暗,寫出最敏感的稿件。

毋須置疑,《雛妓》是近期很可取的港產片,拓闊了這幾年的題目,不在重複的在狹窄的議題上兜轉,卻是被捧得太高,有點過譽。電影說這個故事,的確從社會向度切入,只是以旁白交代了重心思想,卻沒有選擇深入探索個別的議題。更準確來說,導演只是借一個雛妓的經歷,談一個傷痕累累的女人那一趟自我救贖之旅。所以,完場以後,對雛妓的問題,沒有太大的啟發,記得的是何玉玲與甘浩賢的一段愛情。


又,如果真的想了解有關雛妓這議題,或者可找回兩年前的《星期日檔案》,題目是「亞洲性奴」。記者跟著一個加拿大的義工,走訪不同的人士,探討當地性奴買賣及交易實況。記得當日,一邊看這一齣新聞節目,一邊吃飯,看了半集,卻看不下去。那一個議題的沉重、深度,是電影無法也沒有嘗試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