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定向喪心病狂》（Wild Tales）：荒謬狂想曲

多年前，巴士阿叔一句「你有壓力，我有壓力」，熱爆全城。雖然瘋狂，又的的確確道盡很多城市人的心底話。住在城市，漸漸發現在一連串的文明包裝以外，暗藏很多令人難以理解的千奇百怪，光怪陸離。

《無定向喪心病狂》的中文譯名夠抵死，取自《家有囍事》那著名的「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雖然戲中的角色沒有抑鬱、癲癇、精神分裂等的病癥，依舊毫無定向，令人難以觸摸。六個故事獨立成篇，沒有關連，但主題同樣指向一點，個個辛辣，個個瘋狂。

雖說故事發生在地球另一端，文化與我們不盡相同，但要理解當中的要旨不太困難，因為世界的荒謬說到底是如此的大同。故事的開端，都是日常軼事 ── 在飛機與鄰座搭訕、在餐廳遇見仇人、在公路遇上固執的阻路者，買蛋糕時被抄牌等。但是，落在導演 Damián Szifrón 的手中，稍稍微調，加鹽加醋，然後眼前一個個看似正常的角色，一步一步偏離正軌，奔向一條無法掉頭的瘋狂之路。有時，我們忍俊不禁；有時，我們若有所思；有時，對照這個距離阿根廷超過一萬五千里的香港社會，笑中有淚，或者也會心存不軌地，奢想城市有沒有這號的人物，幹一場大事，讓人大快人心。

故事裡沒有絕對無辜的人，也沒有大奸大惡的人，他們的脫軌是如此順其自然。當中或者有人處心積累，但更多的只是當下一刻的一時衝動，任由一個突如其出的奇怪念頭發酵，引伸至沒有預謀的即時反應，容許往後發生很多瘋狂的故事。那些念頭不是導演為了單純瘋狂而創作，我在想，這樣的想法有時或者同樣存在我們的腦中，只是我們最後抑壓了，導演縱容了，把我們曾經的念頭開闢了想像的空間搬上大銀幕。

六個故事，自然有高有低，有的相對平庸，有的至今依然回味，但整體而言，水準很高。很多時候，遇見不平的事，我們不能完全不平則鳴，很想與人理論的時候，又擔心遭旁人白眼，被人拍攝下來，於是我們抑壓，我們忍受，但，《無定向喪心病狂》卻開放了這個想像。只是，當我們撥開表層的黑色幽默，咀嚼這首狂想曲，愈掘愈深的時候，就會發現在大笑的背後，蘊釀了一堆堆無處宣洩的眼淚，是小市民積存已久最卑微的鬱結。因為最荒謬的事，往往最為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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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評台》

《大話迷宮》（Labyrinth of Lies）：對歷史的回應，就是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我們對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並不陌生。這地方記錄了人類歷史最黑暗的一頁，超過一百三十萬人在那裡被屠殺。今年一月，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七十周年的日子，各國領導人出席紀念儀式，當中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現在，德國願意承認過去，悼存者能夠回到該處紀念，但奧斯威辛曾經是被隱藏的名字。

《大話迷宮》講述一個德國年輕的檢控官Johann Radmann（Alexander Fehling）追查納粹德軍在奧斯威辛的歷史。1958年，德國仍在戰敗的陰霾下慢慢復甦。新一代對於二戰的一切卻是模糊，僅能認知何謂納粹。一個記者Gnielka（Andre Szymanski）的質問，勾起了Radmann的好奇心，開始追查有關奧斯威辛的一切。年輕的一代對奧斯威辛陌生，問在政府部門的人，個個不知；曾經經歷二戰的一代知道，卻不願提起。在那個時候，奧斯威辛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一個年輕人去追查這段僅過了十多年的歷史，不是容易的事。當初因為好奇心而開始偵查，但過程中，Radmann與他的同伴們漸漸發現了這段歷史的重量，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沒有命令，納粹軍依然用盡一切難以理解的方法屠殺當中的人，戰後他們就回歸社區，彷若平常人，當麵包師傅，當教師。他們的逍遙法外，讓這幾個認知真相的人使命愈重，但使命愈重的背後，是愈大的壓力。雖然經歷了紐倫堡審判，納粹的主腦人物被定罪，但是當日以萬計的納粹黨的勢力依然存在，不少更在政府佔據高位。Radmann很快就被人視為眼中釘，被納粹餘黨恐嚇，更多的是別人的一言一語，有同事直指他說，這種翻歷史的舊賬，是破壞這新建國家的行為。

在電影節看這電影時，同場有來自幾間不同學校的學生。映後有Q&A，有觀眾問學生，如果幾十年後，有關佔領運動的一切被人隱瞞，你又會怎樣對年輕人說。那是一道借電影的主旨提出的假設性問題，卻換來學生的拒絕回答，因為問題有點敏感。答案是令人惋惜的。整齣電影說的，正是Radmann頂著壓力，為著公義而走在眾人的對面，追查有關奧斯威辛的一切。難道佔領運動比奧斯威辛更敏感？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在沒有人禁止的情況，我們預先設下界線？

我無意針對那個回答的學生，因為他不會是唯一的一個。換了第二個學生，可能有同樣的回答。很多人看電影時，為著主角的正義歡呼，但回到現實，面對類似的問題，自己又會有另一番的見解。「追尋正義」一事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有雙重標準的，發生在歷史上的是正確，發生在他身邊的是錯誤。所以，有人會支持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但反對香港的示威者影響經濟；有人會為Radmann追查真相而叫好，但覺得佔領運動的一切很敏感。

這齣電影是以如此的力度去檢視他們國家的歷史。初出茅廬的Radmann面對那一大堆的戰犯是難以承受，現實也無法全把他們定罪。起初的他心有不甘，後來明白了，把這班人送上法庭，開始了另一場著名的法蘭克福審判。這樣公平嗎？也許不，法律無法把那八千個曾在奧斯威辛的戰犯定罪，但如Radmann所說「我對歷史唯一的回應，就是做自己認為對的事。」這一句聽起來好像很輕鬆，細心想一下德國的歷史，代入他的處境，也就明白做自己認為對的事從來都不容易。我們或者不是Radmann，在最艱難的時候，繼續追尋真相，檢視過去，但至少不要不要為自己設下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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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評台》

《真相販子》（Merchant of Doubt）： 真相以外，有太多販賣謊言的人

這個世界好像沒有絕對的真理。明明是真的，有人剎有介事地提出質疑；明明是假的，又有一班人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剛在電影節播映的《真相販子》是根據由兩位科學史家Naomi Oreskesh和Erik M. Conway的書籍改編而成的紀錄片，揭開大集團如何以技巧製造輿論，操縱真相。

眾所周知，吸煙危害健康，會上癮，也能致癌；在傢俱裡的防火棉釋放毒素，危害身體；地球暖化因著人類過度的開發、破壞而發生。幾十年前，各派人士在一切還未蓋棺定論前，各自表述，有一班科學家力證事實，卻被另一群人窮追猛打。幾十年後，科技發達，很多從前爭執的話題已經結案陳詞。但，今日回望過去爭論，就發現當中很多質疑都存在陰謀。電影訪問了很多當年牽涉其中的人，解開當中的謎團，發現為了推翻事實，很多既得利益的專家和團體個個各出奇謀。

在一個會議上，一個醫生為了證明防火棉的作用，編作一有個嬰兒因為枕頭沒有防火棉，火警把嬰兒的上半身燒傷了，最終搶救不治的故事。故事抓住了在場人士的心，反對傢俱用防火棉的決定被逼不了了之。後來，一班跟進這議題的記者，發現這醫生幾年前開始講說這個故事，只是每次案發原因不同。當他們查證他的醫院有沒有相關的個案。結果，呼之欲出，一切都是虛構。

有團體發表了一份聲明，說明有三萬多個科學家簽名反對全球暖化的說法。對於一般普羅大眾來說，三萬個科學家反對，是很決定性的資料。科學家不信，普通人自然不信。經過查探之後，發現所謂的三萬個科學家，竟包括達文西等不可能的名字，以致政府罕有地否認這個聲明。 然而，明知聲明不實，不少人為了鞏固立場，依舊借用。

當我們看見紀錄片中的舊片段，看見一個個專家說謊，覺得舊時太荒謬；或者，認為單純相信所謂專家的人，智商有限。然而，這些我們都不陌生。回想我們身處的社會，那些隱瞞真相的人比比皆是，甚至經年以後，相同的招數依然橫行。梁振英說五歲小孩問他將來住哪裡，羅范椒芬說朋友移民是怕了年輕人，梁美芬說朋友不敢讓兒子在香港讀書是因為有通識，跟那個醫生的病人經歷一模一樣。

又，那份聲明荒謬得連政府會開口否認，以為會是一大敗筆，事實則剛好相反。去年，反佔中大聯盟就證明了橋唔怕舊。他們搞的簽名行動，門檻極低，根本不是追求真實的數據，聆聽民認，而是盡可能把數字誇大。的確，數字被人多番質疑，但最後還是有一班人抓著數字，對抗政敵。

《真相販子》揭穿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伎倆，煙草公司說吸煙不會致癌；石油公司反對地球暖化。有人會笑，因為覺得不可思議。然而，膜拜專家從來是人的盲點，因為不少人（甚至是專家）為著利益，選擇販賣謊言。導演說的議題，終在科技的確定下，變成無法置疑的事實，但這些謊言不會因此減少。現在，社會上販賣真相的人太多，甚至愈來愈明目張膽。要不被瞞騙，就要睜開眼睛，張開耳朵。或者，有人覺得長此下去，生活會很疲累，但是睜開了的人有一個期望，就如電影所說「一旦謎底揭穿，就無法再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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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小孩的校長》：他們的故事

很多人看《五個小孩的校長》。是哭著離場的。透過鏡頭，走入這間只剩下五個學生的村校，接觸了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議題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們看議題可能沒有感受，但當近距離地接觸他們的時候，因為有血有肉，因為真人真事，我們驚訝，我們心虛，發現了他們的故事，以及我們的城市隱藏的角落。

村校沒有資源，沒有名氣，在這個汰弱留強的社會，面臨殺校彷彿是理所當然，元田幼稚園（化名）只是其中的一間。同學紛紛轉校，只剩下五個小朋友繼續上學。他們不是沒有學校接收，而是家裡的環境不容許。他們不是編劇虛構的人物，而是曾經（仍是）存在於這個社會的人。他們當日的問題，今日依然在其他人的身上一再重演。當政府只懂大灑金錢於大白象工程，有很多基層連溫飽都成問題，只靠執拾爛銅爛鐵解決兩餐；當政府只懂批地給發展商起豪宅的時候，有人連居住的鐵皮屋都要被發展商覬覦。他們的故事彷彿是香港的小縮影，卻是多麼的無可奈何。

學生各有自家故事，呂慧紅（楊千嬅）如是。當社會一味鼓吹所有人（從幼稚園小孩至校長）要不惜一切向上爬的時候，她竟然逆流而行，當一個月薪只得四千五百蚊校長。讀校長的故事，很自然聚焦於她對學生的關懷之上。
然而，有一個事實雖是輕描淡寫，卻又不容忽視。她不是因被那班學生感動，毅然辭去國際學校一職而走入村校。相反，她先被國際學校需要屈服於教學機構的不文明的規矩而憤而辭職。當她想以專業為學生著想，校監（龔慈恩）卻為了著滿足家長的期望，繼續取得足夠的資助，不惜把小朋友的福祉置之不理。一個校長連把學生從精英班轉去普通班的簡單決定，都要經過詳細而無謂的經濟（政治）考慮，最終使她離開學校。

然而，呂校長不是戲裡唯一一個意興闌珊，憤而辭職的人，就連她的丈夫謝永東（古天樂）也是一樣。為著辦好一個有關法國大革命的展覽，他與團隊籌備多時，最終換來館長（河國榮）的一句「沒有budget」，就把一切心血化為烏有。美名是嘗試新科技，卻令展覽失卻了最初構思的特色，讓他決定離開這個他很重視的崗位。

《五個小孩的校長》藉著一個故事說明了香港很多的問題。五個小朋友的故事揭示了貧窮的另一面，呂校長的經歷就是直接揭示了社會的常態。如果看電影的時候，覺得被觸動。我們為著那一班學生感恩的同時，也應該為我們的城市默哀。

因為，這個城市的生態扭曲，錯誤的價值取向，以致很多有心人無奈地離開了屬於他們的崗位。像五個小孩般的學生或者不少，而像呂校長般的老師或者有的，但他們未必有幸能夠相遇。更多的，可能繼續囿於現實環境，而繼續在不同的學校裡浮沉。事實上，當我們環顧這個社會，這些有心卻又意興闌珊的人，又怎會只得呂校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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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評台》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如果今日你仍然不明白

1960年代，正值黑人民權運動的高峰。那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已經奪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回到美國，爭取民權的路依然嚴峻。他毅然走入一些黑人被歧視的區域塞爾瑪（Selma），組織不同的遊行，為黑人爭取投票權。如果早一年，《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只會是芸芸講抗爭、講黑人民權電影的其中一齣，但經歷去年的佔領運動，這齣電影對香港人來說不只是歷史，更像一面鏡子；又，如果早一個月，或許只是我們一廂情願期望與電影作出連結，但在剛過去的奧斯卡，主唱主題曲Glory的Common在台上將這首歌送給香港時，也讓這電影與香港正式進行一次無縫的連接。

或者，抗爭從來大同小異，所以電影所提及抗爭與佔領運動是如此的相似。大銀幕上看見的，正是當日街頭可以親身經歷的。很多人事後把焦點放在60年代的警棍與催淚彈，用以對照2014年很多個日與夜，這些武器、那些警察曾經跟我們如此接近。無可否認，Edmund Pettus Bridge警察追打抗爭者的一幕，是如此觸動在螢幕下的我們，因為當中的混亂曾經是我們的生活體驗，而不是一件與我們距離很遠的事件。

然而，相比起Edmund Pettus Bridge，有另一幕雖然拍得平淡，但更是當頭棍喝，以簡單的幾句說明選票的重要。那一晚，馬丁路德金與一眾朋友坐在屋內，討論為什麼他們不把注意力放在貧窮、教育這些更表徵的問題上，而拼命爭取沒有實質作用的投票權。直至現在，這些問題很多人一直繼續問，投票權究竟有幾重要？如果我們忘記了梁振英曾經提過選票能把政策的重心傾斜（一萬四千元事件），馬丁路德金重覆一次：選票是有改變的力量。如果政治是利益的把戲，一張選票就是一份bargaining power。雖然有選票不代表心想一定會事成，但有一票在手，政客起碼不敢公然漠視你的利益，因為你的決定隨時影響他的政治生涯。之後，再要求他們解決貧窮、教育的問題，就變得如此順利成章，而不像之前，他們連生命也是被人輕蔑。

選票的功用不是單純讓你行使公民權利，而是讓你擁有改變的能力，讓政府、政客對你負責。現在，政府、建制派叫你「袋住先」，然後很多人繼續反對。反對的原因是因為當你「袋住先」，你是有選票，但卻失去了背後那能夠改變的力量。如果選票不能令你有改變的能力，那麼你的一票就如無有。或者，現在的我們看不見選票的能力，因為我們的選票能把心儀的議員送入立法會之餘，還有些議員不需選票也能闖入立法會，為所欲為。但是，電影以歷史說明選票的能力：能將錯誤行使權力的人送離權力的核心、能使一向漠視你的人看見你的存在，甚至能把曾受歧視的人送入議政的地方。

看《夢想之路》時，聽著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看著那一群為理念走上街頭的人，總是不期然回想起自身的情況。如果今日你仍然不明白去年的佔領，應該進場觀看這場五十多年前發生地球另一端的抗爭，因為兩者是如此的相似（當然，當日的黑人面對的危機更多更大）。當發現六十年代的美國與今日的香港如此相似，不禁泛起一種無可奈何，但是感激當日有人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為著值得爭取的事爭取，不怕強權，不怕暴力。正因為有這樣勇敢的人，這個世界才更有力量走得更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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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評台》

《雛妓》：不是談雛妓

最近幾年，社會議題當道，一句半句金句足以撐起聲勢。不少港產片紛紛回應，選擇談談政治抽抽水，然而大多只是贏了gimmick。《雛妓》的確是一齣另類作品，描述了這個現實以外，沒有留在政治的框架裡打轉，而是選擇嘗試探討其他社會議題。

《雛妓》的冷門題材是近年香港電影罕見。從預告片、海報，電影早就成功製造迴響。以為電影如題般談及雛妓的問題，其實不然。導演邱禮濤在電影裡旁敲側擊的談了多個社會議題，從宏觀的新聞自由、官商勾結，至微觀的家庭暴力等，泰國的雛妓或者只是其一。

可惜的是，觸及的議題不少，每次略過也饒有味道，卻沒有一個能有深刻的描寫。如果返回主題，雛妓是主要探討的議題，這種的著墨又未免太過蜻蜓點水。何玉玲（蔡卓妍）遇上Dok-my ── 一個她在泰國遇見的雛妓，不期然想起自己的過去，把Dok-my看成另一個自己，期望把這個女孩帶離這種出賣自己的生涯，從而補足這些年來她內心的傷痕。她不是雛妓，至少她對甘浩賢（任達華）付上真心。與Dok-my的共通，是二人都曾在家庭遭受傷害，何玉玲被後父侵犯，Dok-my被家人賣去妓院，失落於家庭，無法像何玉玲所說「安」就是一個女仔回到家裡就有安全的感覺。所以，相比於議題的探究，何玉玲對Dok-my的痛心，不是對應自己的經歷身同感受，而是她一次的自我救贖。

或者，單計這趟自我救贖之旅，何玉玲是成功的。不是何玉玲成功救了Dok-my，又或其他有相同的經歷的女孩，因為類似的事件繼續日日發生。何玉玲雖然為此難過，但說到底，這不是她的最終的目標。筆才是重點。筆本是何玉玲心中的一條刺。她是因為喜歡買筆，而成為文具店老闆的繼女，從此擁有了無限的筆，也就出現了一道永不磨滅的傷痕。但是，她與筆沒有因此而割斷連繫，反是成為了她抒發的工具，讓她憑著筆記簿連上了甘浩賢，再一次改變了她的人生。後來，甘浩賢又送了一支筆給她，是定情信物，也肯定了她的一種使命，堅決以筆桿對抗社會的黑暗，寫出最敏感的稿件。

毋須置疑，《雛妓》是近期很可取的港產片，拓闊了這幾年的題目，不在重複的在狹窄的議題上兜轉，卻是被捧得太高，有點過譽。電影說這個故事，的確從社會向度切入，只是以旁白交代了重心思想，卻沒有選擇深入探索個別的議題。更準確來說，導演只是借一個雛妓的經歷，談一個傷痕累累的女人那一趟自我救贖之旅。所以，完場以後，對雛妓的問題，沒有太大的啟發，記得的是何玉玲與甘浩賢的一段愛情。

又，如果真的想了解有關雛妓這議題，或者可找回兩年前的《星期日檔案》，題目是「亞洲性奴」。記者跟著一個加拿大的義工，走訪不同的人士，探討當地性奴買賣及交易實況。記得當日，一邊看這一齣新聞節目，一邊吃飯，看了半集，卻看不下去。那一個議題的沉重、深度，是電影無法也沒有嘗試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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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狐捕手》（Foxcatcher）：他們的慾望

這不是一齣運動電影，而是一個追逐慾望的故事。

改編自洛杉磯奧運會自由摔交冠軍Mark Schultz的經歷，《獵狐捕手》（Foxcatcher）描述了Mark（Channing Tatum）、Dave（Mark Ruffalo）與富翁John Eleuthere du Pont（Steve Carell）之間的故事。

題材圍繞摔交，卻沒有很陽剛那種血汗式打鬥。幾場摔交比賽，拍得很柔，兩個肌肉男子的對戰，像跳舞多於力量的比併，輕輕的，慢慢的。摔交不是重點，而是一個楔子，一種手段，各人的慾望才是最核心的話題。他們都在追逐自己的慾望，但這種渴想最終吞噬他們的日常，將他們推向邊緣。

慾望能將把人推向高峰，但過度的慾望，卻招惹妒忌。雖然貴為奧運會冠軍，Mark沒有從此平步青雲。賽場以外，生活繼續潦倒，賽場之內，又一直活在同是摔角選手的哥哥Dave陰影下。與Dave情同手足，心底卻極度渴望被人認同。於是，John的一通cold call，喚醒了他心裡的沉睡已久渴想。然而，擺脫了Dave，Mark沒有如預想的名成利就，反而率先倒下 ── 與John愈走愈近，吸了毒、染了頭髮，放棄了運動員的練習。幾個零碎近鏡，描寫了他們撲朔迷離的關係，這一種隱喻在戲外招來讓Mark Schultz的不滿，在戲內讓Mark墮入無盡的沉溺，一沉不起，幾乎絕跡於摔交場上。

如果Mark一直渴望被認同，John對慾望的渴求已經到達了一個完全病態的階段。John陰沉，飄忽，神經質，視線往往向上，彷彿無視一切，卻漸漸發現，這是他的保護色。他在戲內比任何一個角色更最渴望被人認同。成長於名門望族，有錢，有地位，但這些羨慕的目光不能滿足他。在直升機裡，他向Mark介紹他是「Ornithologist, Philatelist, Philanthropist」（鳥類學家、集郵學家、慈善家），幾個連Mark也唸不好的詞彙，以為這只是有錢人的通病，後來發現他的焦點熱切地指向一個人。John為了得到母親的讚揚，不惜假裝摔角教練，Dave看著是奇怪，而他母親看在眼內，他的把戲太過幼稚，看不下去。這個中年男人彷彿注定無法贏得母親的青睞，煎熬只得一直困擾著他。這種不平衡的對峙，早就讓他處於邊陲。最終，當他的範圍出現了一個他無法用金錢收買的人，他只得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獵狐捕手》描寫了慾望的墮落。我們見證John如何容讓慾望發酵，最終被慾望折磨，又見證他如何利用別人的慾望折磨他人。不同的是，John從頭到尾都是孤獨，而Mark至少是幸運的，有人為他真正的付出，得以把他拉回正軌。在整場追逐慾望的過程中，沒有贏家，有的只是各人無限的失落。或者，更正確的說，慾望是很個人的產物，從一人而生，只是引伸而來的結果，不是一個人能夠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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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by me：多啦A夢》：我們始終不擅長告別

小時候，《叮噹》是其中一齣必看的卡通片。無他的，因為當時正值「叮噹啊，誰都喜歡你，小貓也自豪」的年代。後來，見證叮噹（我還是喜歡叫他叮噹）被易名，發現原來改變是如此簡單的一回事。隨著成長，脫離了放學回家看卡通片的習慣。叮噹也好，多啦A夢也好，漸漸離開我的生活圈子。

從小至大，唯獨喜歡《叮噹》的短篇，而對長篇不太受落；今次入場，不諱言是對配音員林保全的一種懷念，沒想到片裡的一切早就人面全非，從2D變成3D，大雄、靜兒（靜香）等人的樣貌全部變了。這種的設定，這種的現實，配上片內的劇情，就如說明，我們正在告別了一個熟悉的年代。

大雄的曾曾孫世修為了改變家族的慘淡命運，不惜與叮噹回到過去，期望借叮噹的法寶，讓大雄成為幸福的人。後來，漸漸發覺那濃縮成一個多小時的電影，夾著我們這十幾年以來對叮噹的回憶，很多熟悉的法寶如竹蜻蜓、隨意門等悉數登場。又，叮噹最初出現，是為了讓大雄生活得更加幸福。

大雄從來不是眾人眼中值得羨慕的人──個性懦弱、外表普通、成績運動樣樣不行，然後經常撞板。早前叮噹熱潮再起，有人甚至撰文批評喜歡大雄的人只是在他身上投射弱者心態，期望身邊有叮噹打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不討厭大雄，不是因為我們都是弱者，而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能在大雄身上找到共通點。

起碼，在這電影之中，我們一樣不擅長面對離別。突如其來的失去，刺激著軟弱的內心，卻閉著氣裝著強大，以自己的方法，讓對方寬心。於是，大雄願意放下恐懼、放下懦弱、放下一直倚靠的叮噹，挑戰他心目中的強權技安（胖虎），就算結果很慘痛，也絕不讓自己放棄 ── 有時候，我們都是如此，面對失去，不想一蹶不振，只得以更強的力度進行反擊。因為，離別的時間不在我們的手上，能夠做的只是讓自己盡快成長，叫我們著緊的人不為我們擔心。

坦白說，《Stand by me：多啦A夢》的劇情普通，難以跟平日的短篇媲美。然而，片裡的離別信息夾雜著現實上的離愁別緒，就是起首就有林保全女兒對爸爸的一番獨白，的確勾起了一代人的共同回憶。於是，在小孩無限的笑聲，以及說話聲之外，還有不少打開包裝拿紙巾的聲音。因為，戲外的我們學習告別，學習成長，而且我們始終不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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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行》（Wild）：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

隨口一問，很多人都對自己的生活不甚滿意，埋怨很多：如果人工可以高一些，如果可以買一個單位，如果可以有幾個好朋友，如果諸如此類……但，再問他們肯不肯毅然放棄現在的一切，恐怕沒有幾人願意踏出這一步。說到底，埋怨會有，但下定決心重新開始的人終究不多，究竟發生了甚麼，才會讓一個人願意放棄一切，隻身就踏上長征的旅途，與自己的生活完全割裂？

改編自Cheryl Strayed的經歷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中文版：《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狂野行》講述Cheryl（Reese Witherspoon）背著背包，背著過去，孤身上路，走過超過一千英里的太平洋屋脊步道。透過剪接重塑的回憶，認識這個堅強女子的過去，漸漸了解她的目的。九十幾日的行程，天氣變化莫測，沿路有無法避免的野生動物、遇上不懷好意的人，但在這無盡的步行之中，她接近了自己的內心，觸碰了過去幾年內心的傷痛，意圖贖回這個曾經迷失而傷害了身邊很多人的自己。

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她的前夫覺得沒有可能，沿途的人覺得沒有可能，甚至她也覺得完成是遙遠得無法想像的事，但當她日復日的堅持，她終究達成初衷。Cheryl的擔子很重，從她起初的背包「怪獸」就能知道，把所有一切可能有用但其實無關痛癢的東西都放在背包之上，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拿著，沉重得連站起來都有困難。這正是她人生的寫照，帶負著過去，沉重得每一步都比平常人走得困難，於是不斷找外力幫助逃避，結果走上歪路，毀掉了生活。直至，在路途中，有人教她整理行裝，把不需要的放下，她才漸漸學會捨棄，步伐開始輕鬆。

然而，放下過去，並不容易，記憶是如此如影隨形。當她從過去放棄自己的生活裡抽身的時候，她無法接納這個自己，她不是她母親喜歡的女兒，不是一個值得被愛的人。她想放下過去於是上路，清醒的時候還好，但靜下來的時候，睡著的時候，總是有意無意的又再記想從前那些片段，就如那隻幾度出現的狐狸。狐狸或是Cheryl的幻覺，是她對過去的執著，牠老是出現，擾亂著她的心神。直至完成旅程，走過了這九十多日，獨自思想了無數個晚上，她才能夠真正重整，把狐狸留在後面，容讓牠離開。

這一趟旅程很困難，有另一些比Cheryl更有經驗的人，最終半途退出，而她也說幾乎每一秒都想放棄。但，她沒有放棄的選擇，這不是自我挑戰，而是自我救贖。她從前的荒唐，讓她失去了一切，當她認真面對自己時，當中的傷痛只得以這一種的自省，這一種意志鍛鍊，在大自然之中的經歷，才能使她慢慢復原。因著她的痛楚，她捱過了旅程。旅程的終結不是終點，而是重新的起始，她找回自己，她放下過去，學會接納。

《狂野行》是很個人的私語，就如她旅程中一直寫下的日記。有人說，電影拍得沉悶，不是想像之中，或者是，當中沒有所謂令人腎上腺素提高的高潮起伏，頂多只有人發出「哎呀」之類的慨嘆。的而且確，尋找自我不好玩，不是背負目的，沒有人會突然正經百八地說尋找自我。因為沉重，因為傷痛，其他人不是重點，自己才是，她是以極端的方式找回自己。這種為了擺脫從前而開始的旅程，當然不會有趣，但這種回想，這種思考，卻是如此的觸動。因為，即或沒有如此沉重，我們還是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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