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21

也許,香港容不下一句O Captain! My Captain!


這些年來,談教育的電影不少,但論到經典不得不提《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電影從 Keating(Robin Wiliiams)在母校 ── 一間保守傳統的學校擔任英文老師為開首。有別於其他老師,他上課不依書直說,也不以理論分析英文,相反強調活動教學,讓學生品味詩詞,甚至叫學生如Walt Whitman的作品 O Captain!My Captain!般稱他為「船長」(Captain),而不是一般稱呼的老師。
Keating啟發了一些學生,勾起他們讀詩的興趣,而在舉行秘密詩會的過程中,有的衝破個人的限制,有的願意誠實地面對自己。然而,學生得以成長的同時,也招來保守的反對聲音,指他教壞學生,最終被學校辭退。
從電影對照現實,縱然情況未必全然相同,卻又有幾分相似。上星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佔中事件發表言論,言談之間把矛頭指向老師,「提醒」他們「切勿參與或安排學生參與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免影響前途。結果,惹來各界的爭議。
吳克儉就如戲中的校長,從角色上理應與老師站在同一陣線,但卻無法信任對方的專業,也擔心因此影響名聲。故此,校長決定將Keating辭退,而吳克儉在「聲港出聲」舉行記者會後,也加入討論,要求老師遵照政府的立場教導學生,要不就得付上代價。
即或一如其他地方的公民抗命運動,提倡者意圖透過不合法(但理性與和平)的公民抗爭,以表達意願,佔中同樣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議題。無論官方的立場如何,支持抑或反對,作為教育局的官員也應該重視學術的自由,要求學校向學生鋪陳不同立場的理據,給予他們討論的空間,自行分析,而不是就官方的預設立場,非黑即白地教導學生,剝削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
縱然電影沒有提及,但相信Keating被辭退以後,繼任的老師會再以從前的方式教導學生。學生一樣能學習,考取好成績,入各間長春藤大學,之後出人頭地。然而,這班人當中沒有人再願意站在書桌上,高叫一聲「 O Captain! My Captain!」就如若然老師們依然吳克儉所說而行,也許再沒有一個人能像現在搞社會運動的學生一樣,站在台上,向政府喊出訴求,而這一切卻是比成績更為重要。

2014/05/18

後記:捧盃以後,問題依舊




九年了,不曾想過自2005年以後,阿仙奴要花上九年迎接另外一個冠軍。那時的阿仙奴,還是剛在2004年以全季不敗(跨季49場不敗)破紀錄奪得聯賽冠軍,氣勢一時無兩。

沒想到那次以後,球隊遠離爭標群,隊長轉了幾個,骨幹換了一批,連英超的局勢也從以往的雙紅鼎立,逐漸演變為群雄割據。這段期間,球隊曾三次進入不同比賽的決賽,卻總與獎盃擦身而過。到了今年,背著即將九年四大皆空的包袱,相隔九年,終於再次闖入足總盃決賽。即便比賽戲碼不如上次決賽(對曼聯),但足以成為近年最牽動阿迷的比賽,畢竟這是這些年來最接近獎盃的一次。

肯定的是,球賽的發展沒有如預計般進行,反倒開賽僅八分鐘,就被對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入兩球,一眾阿迷雙手掩眼,以為就此一錘定音。這些年來,球隊改變了,球迷的心態也隨之而改變。記得以前,即或落後,依然樂觀,相信球隊終能反勝,尤以2004年反勝米杜士堡的一場最為經典。現在的阿仙奴,恐怕沒有這種能耐,也沒有這等的信心,落後之下,士氣頓時大挫。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今季發生過幾次,以對利物浦的一場最為離譜,二十分鐘便被對方轟入四球,毫無反擊之力之餘,士氣崩潰,全場捱打,最終大敗15

這場決賽,阿仙奴終究得以反勝,得慶祝的,不是球隊成功一掃八年多的氣,而是終能在比賽中看見球員爭勝的決心。的確,幸慶的是對手實力較遜,換了其他同級球隊,也許只會輸得更難看。但是,與相比平日落後的消極,球隊昨天的目標很清晰。失球以後,沒有被打亂陣,反而能在短時間取得入球,把比數稍為追近,並把主導權奪回。

縱然進入補時階段,體能下降,還是看見球員不斷在球場上奔跑,扯開對方的防線顯出爭勝的決心。其中藍斯的表現讓人讚嘆,不只是入球的一刻,而是他打足全場以後,仍在補時階段連番施射,顯出其決心與努力,並成功把皮球送入白界線後,替球隊選得獎盃。

這場比賽固然是峰迴路轉,落後兩球,追和,再於加時反勝,也是藍斯確立其地位的一場。然而,比賽同時將阿仙奴的問題一一呈現,承繼今季慢熱,防守力不足的問題,前鋒沒有獨挑大樑的人材,也欠缺一個真正的靈魂人物。捧盃以後,留下給雲加的是一堆必須要處理的問題。始終,阿仙奴來季繼續若以這等陣容出戰,在各隊軍備競賽下,恐怕只得再次成為犧牲品。

2014/05/12

記我們被偷走的車廂


(Photo:Naomi Sun


昨天,《蘋果》再一次影文並茂地報導一宗港鐵車廂的衝突。全片約五分鐘,拍著一個操鄉音的女人帶著兒子,拖著行李箱佔霸了三個座位,繼而在車廂內飲食。旁邊有人提醒,卻觸動女人的神經,起初推說只是小孩子的問題無謂深究,之後情緒漸越激動,說旁人不是警察又不是特首根本無權罵她,時至後期她更站起來叫旁人打她,又多次以粗口問候周邊的人。
對香港人來說,這類的短片並不陌生。這些年來,類似的短片瘋傳過一次又一次。這些衡突多從坐車爭位、車廂內飲食之類的小問題引起,小問題當然不代表正確,只是平日港人多如局長所言習慣包容接受。不過,隨著情況愈來愈嚴重,看不過眼偶爾善意提醒的乘客多了。也許當中有人接受了,所以沒有話題性,便沒有短片流出。不論如何,現在流出的版本,被提醒的一方多是老羞成怒,周遭的人忍不住插口幾句,當事人又更加激動,引起一齣齣鬧劇。

這些片段被放上網上,推至報章報導,網民瘋傳,不斷留言大罵不講理的肇事者,閒時加上幾句嘲諷取笑對方口音不正,把單一事件放在兩地矛盾之上。從網上的反應所見,輸家看似是肇事者,被人拍了短片,還遭到各人痛鬧,但是離開網絡,細心一想,輸家根本不是那班肇事者,而是一眾香港人。
肇事者即或對此極為不滿,對是次旅行經驗的印象大打折扣,但幾日過後,他回到原居地便能再次重新生活,過著他們從前的日子。然而,對於香港人來說,這些事不是偶一為之,而是隨著與內地人交流頻繁,所謂的文化差異,從開門爭位至三個人坐兩座位(或是兩個人佔三座位),隨處飲食以至在車廂就地解決,甚至事後留下排泄物,都是無了期地發生。今天與這個罵得面紅耳赤,後日又再其他人以其他方式再次觸動香港人漸漸敏感的神經。

記得在文化矛盾仍未到達白熱化的階段,地鐵車廂即或擠滿了人,各自插著耳機(還沒有到智能手機的年代),但算是相安無事,還能享受那沒有多餘空間的寧靜。甚或自由行的初期,車裡縱有不守規的人,但是卻沒有如此的大模廝樣。現在的車廂裡的氣氛長期緊張,有時避得過衝門的人,也避不過一個個行李箱,偶夾著這類的衝突,每每把車廂空間的狹窄換成了人與人之間隨時點燃的火花。
有時,坐港鐵的問題不盡是多等一班車、兩班車,又或是被逼接受它忽然故障,而是在車廂內早就成為一種被逼與差異共存的地帶,而香港人沒有選擇的餘地。

2014/05/10

何以電視沒落?



這幾星期,電視再一次成茶餘飯後的話題。無線任由中國版《西遊記》據黃金時段,雖動用極班底,投資巨大製作費,但不少人看完一集(甚至更短)就決定掩面不看,表示堅持。這劇集收視差人意,獲得超過千封投訴,卻是名副其實的話題之作。而亞視眼見無線惹來極大民憤,決定派出無限翻播的經典劇集《我和疆屍有個約會》,希望爭一日之長短。這些超乎想像的兩台對決,夾在中間的觀們只能無語苦笑

讀了有關周華山〈電視的覆亡(節錄)〉一文,談到經過七十年代的黃金期以後, 有文化人早於八十年代提出電視不再有趣」(這叫生於八十後的一代情何以堪)。後來,出色的電視評論員澄雨也封筆,不談電視,文中流露的是無限婉惜,彷彿電視果步向滅亡。這文章初次於1990年出版,二十四年後再讀,尤以第一部分「電視不再有趣」,縱然例子早就過時,但當中談到不少的重點,今日重看依然準確。

文章提到從前的劇集成功讓電視成「普及文化的中心」,以及「最熱門的話題」,但後來多人對電視節目並無認識,甚至對看電視生了負面的印象。縱然文中所指的是八十年代的現象,但套用現在依然合適。曾幾何時,我們視電視為生活的必需,長期坐在公仔箱前看完一齣又一齣,劇中很無稽的對白會成為不同群體間的對話,報章樂版日日直擊劇情的發展,營造了一種不能不看的氣氛。現在,樂版寫的是韓劇,沒有正式渠道廣播的《來自星星的你》不斷佔據C1頭條,劇情每周追蹤更新,氣勢明顯把港劇比下去。現時,港劇偶有登上樂版,即或被刊出,卻多是被網民恥笑的話題,如永不垂下的眼睫毛,又或是世紀跨樓跳遠等,使人哭笑不得。

而且,電視已經無法再吸引年輕人,開電視只取悅家中的老人和小孩。文中引述當年的調報告,明二十至四十的一群已經離開電視。現在,這現象愈趨明顯,特別網上資源的豐富,年輕的一代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不少人寧願轉看歐美日韓台等不同國家的劇集,也不選擇港劇。更甚的是,連被為無線長期忠實粉絲的師奶們,現在也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追看其他地方的話題作。即或師奶晚上依然支持港劇,但無疑港劇的吸引力與重要性漸漸降低。

其實,電視難以再成為(正面的)熱門話題、無法再吸引年輕人,開機只為取悅家中的老幼,全都能歸咎於「這邊廂電視節目水準明顯下降,那邊廂觀水準不斷提高。」二十四年前,周華山早就點出這問題,但是直至現在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就如馬傑偉曾經指出商業電視的本質,不是「前線的創作和媒介」,反而是著重包裝,不斷的複印成功的先例。現在,無線的一台獨大,亞視的長期隱形,以及香港電視開台無期都是不爭的事實。而無線早就建立其基本的觀眾層,有了慣性的收視,即或節目容如此不堪入目,依據保持一定的收視,劇集質素下滑是無可避免的。

低收視固然是問題,但作者提到:「正叫人擔憂的非收視率,而是電視的社會意義。」當時,他所指的是電視不再有魅力,劇集純為消磨時間,影響力逐漸減退。然而,這一刻,電視的社會意義更得探索,特別這幾年,電視變成維穩工具,特別是所謂的資訊性節目。正如又再度成為話題的《東張西望》。這一年多,簡介生活新知、時事熱話的《東張西望》,成無線新一代的維穩機器,先後以剖析時事為題,抹黑碼頭工運,以及香港電視。當《西遊記》被熱烈的攻擊時,又派出不同藝員日日洗腦,大讚《西遊記》。而這星期,節目甚至出之前中風的劉家輝師傅重遊電視城,強逼師傳擠出笑容,又派出藝員硬賣溫情,惹人側目。


八十年代的時候,文化人已宣示香港的電視黃金期過去,但是沒有經歷七、八十年代的一代,現時又把九十年代的劇集當是經典,如早前重播的《烈火雄心》,這是無可奈何。沒有否認無線偶有佳作,但是從最近的爭議看來,電視最大的問題並非單是質素下降,而是其定位、取態失去民心。這樣的話,並非一、兩齣劇集就能挽回觀眾,因為這己從電視的問題,變為品牌形象的問題。

2014/05/09

《香港仔》:吸氣,憋氣,呼氣,然後說一個屬於香港的故事



去年,彭浩翔的《低俗喜劇》曾被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得主批評以「低俗性」換「本土性」,把「廣東粗口」、「黃色段子」看成「道地港味」,惹來廣泛爭議。一年過去,強調「本土」的電影一齣接一齣,有的依舊重視廣東粗口(《那夜凌晨》),有的索性以「黃色段子」為主調(《3D豪情》)。然而,彭浩翔的新作《香港仔》雖然一如既往的本土,卻放棄所謂的低俗,反而探討家庭人情,甚至注入奇幻元素,一改彭氏風格。

導演在訪問中曾透露,電影取名為《香港仔》,是與該區的歷史背景有關。香港仔既是外國人初次登陸香港的地方,後來也因政府在該區興建華富邨,讓大量漁民遷至陸上定居,造就了香港的經濟轉型。導演藉著電影追溯舊時情懷,談一個城市轉型的故事。故此,在中國上映時,改名為《人間.小團圓》,縱與電影主題尚算合襯,卻是失卻其精神。

電影以鄭家三代八個人的故事為主軸,談的正是典型的香港家庭,上一代學識不多,一生靠捱,就如鄭東(孟達)放棄了捕漁以後,跟著叔父學習做法事,一做就一輩子,而下一代承著經濟的轉型,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從屋邨仔躍為中產,正如女兒鄭惠清(楊千)和兒子鄭偉滔(古天樂)。結果,兩代的價觀出現分歧,矛盾日生,每次見面總是不歡而散。

至於,他們一家生活無憂,看似幸福美滿,然而鏡頭一轉,卻發現他們各有心結,一直鬱在心裡:鄭惠清一直以為父母討厭她,即使母親去世,缺欠的傷痛仍在;邱健章(曾志偉)有外遇,心中卻總有歉疚;郭恩恩(梁詠琪)因隱瞞丈夫整容一事,而坐立不安;鄭偉滔因著女兒豬仔其貌不揚,而懷疑她不是他的親生。

電影沒有明顯的爭吵,但一直存在著一股無法排解不安與焦慮。戲至中段,導演幾次注入奇幻的元素,不是為了嘩眾取寵,反而借著這色怪異的氣氛,巧妙地把角色與這幾幕超現實結合,揭開角色的心理底牌,把不安的濃度加強。直至,那條擱淺於沙灘的極大鯨魚疑幻似真地出現,把那種無可奈何與荒謬推向極點。鯨魚的擱淺雖是超越現實的情節,卻有著其喻意:除了呼應了漁民上岸後,有如擱淺的鯨魚不上不落外,同樣應用於香港現時的政治氛圍,從前最引以自豪的優勢繼續消失,那種看似前進不得的尷尬,正如沙灘上的眾人拯救不果,只能看著牠逐漸步向死亡。這種茫茫前路,像是窮途末路的感覺,又能再次解釋了角色們的不安。

導演從一家面對生活的不安,轉至點出社會的整體的焦慮。然而,彭浩翔是樂觀的,也沒有任由這種負面情緒延續,反而藉著杜汶澤提到《星戰》中撞頭的白兵,意圖拆解困局。(杜汶澤戲份不多,但有其重要性,是以強迫導演刪減杜一角是極為不智,也抹走了當中的完整性。)白兵撞頭明顯是意是一個失誤,然而導演George Lucas重新剪訂的時候,不但沒有刪走這一幕,甚至為白兵的經典配回音效。若然George Lucas刪剪那一幕,那一幕只會淪為笑柄,然而當選擇以另一種模式處理這件事,卻把這一幕成為經典,同時也是導演的寄語。面對失誤時逃避,並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選擇面對,卻會有著意想不到的結果,就如鄭惠清當面問鄭東為什麼討厭她,往往發現出路仍在。而畫面頓時從偏藍的冷色調,轉為較柔和的暖色,那一口鬱結像是呼了出來。

《香港仔》有著一種驚喜,這種意料之外,源於電影的疑幻疑真,真實的困局,奇幻的呈現,把氣氛控制得好,讓觀眾墮入無路可退的抑鬱中,而結尾卻是放棄消極,擁抱未來談一種寄望,如在侷促的空間裡感到微風,得以盡吐鬱結。而戲裡最語重深長的寄語:生活很簡單,無需想得過份複雜,只有三個步驟:吸氣,憋氣,呼氣。即或生活艱難,吸氣以後,可能需要憋氣,憋不住也就呼氣。然後,選擇目的地,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然後再吸氣,繼續這個不息的循環。



刊於《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