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書店獨大可怕，但一把聲音獨大才是最可怕

這幾年，有關出版自由受挫的消息時有所聞。2013年書展，由中華書局出版，香港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高馬可（John M Carroll）撰寫的《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譯本被發現有兩個版本，其中一版刪剪了所謂的敏感內容（如「香港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交還了一個遠比統治此地多年的政府更專制的政府。這個政府之專制，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中表露無遺。」）；早前，又傳出三聯、中華和商務三大書局（三中商）傳出封殺有關佔領的書籍，而催谷反佔領書籍，引起極大的回響。

其實，香港的出版界由三中商所屬的聯合出版集團壟斷，而聯合出版集團背後是中資機構，早就不算驚天秘密。然而，最近《壹週刊》揭發了聯合出版集團，是中聯辦透過一間在廣東省註冊的公司掌控。這種如此明刀明槍的操控，卻有著極為重要的警示。

聯合出版集團壟斷了香港的書籍批發，也是三中商是香港少有的大型的連鎖書局。任何書若不合他們的心意，如佔領題材的書籍，只是象徵式入貨，也不作任何推銷，是封住了書籍銷售的渠道。除非本身有話題性，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對於出版社與作者來說，在香港這個出版業本就不繁榮的市場來說，這是極大的打擊，更遑論對獨立出版社。換句話說，三中商某程度是可以控制了大部分市民最常接觸的書籍，降低某類不合意書籍的銷量、聲勢。

同時，聯合出版集團的三大書局以至其出版社，多年專攻不同範疇。當中以三聯的形象最好，尤是這幾年來三聯主打社會文化書籍，如陳曉蕾的《死在香港：流眼淚》、《剩食》等，也辦了不少年輕作家的比賽，成功打造了一個很本土的形象。然而，一翻出來，底子卻紅得不得了。我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定他們所以的出版讀物，事實上不少很具有耐讀性，也值得看（就是上述打到的）。只是透過三聯，代表很多我們未必想像到的領域，接觸的資料，雖然形象很好，從外看起來也似乎沒有太大問題，但背後早就有另一股勢力存在。從他而來的資訊，不是虛假，不是有問題，卻是遭到他們的過濾──這是他們准許你們知道的。

這無疑是一場硬仗。如果只是意氣之爭說一句罷買三中商，意圖打擊他們，結果就如罷買百佳一樣，不是不行，而是參與人數未必多，持續性不高，難以看見成效。所以，在罷買三中商之餘，最重要的讓書籍能透其他渠道出現在讀者面前，讓人認識不同的書籍──也就是獨立書店。其實，香港獨立書店不少，旺角一帶尤其多，不被財團所壟斷，不受外力影響，而且各有自身特色，可依照自己閱讀口味光顧不同書店，選購一些相對非主流的書籍。

出版界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但在預見的將來，可以測想出版的路有幾難行，香港的路有幾難行。我們要做的不是與強權硬碰硬，而是開闢新的路徑，讓強權以外的其他渠道得以生存，而不是被人抹殺。有愈多不同的獨立書店，百家爭鳴，才能防止集團式的抹殺，隱沒一些值得我們了解的資訊。始終，一間書店獨大可怕，但一把聲音獨大才是最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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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如果今日你仍然不明白

1960年代，正值黑人民權運動的高峰。那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已經奪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回到美國，爭取民權的路依然嚴峻。他毅然走入一些黑人被歧視的區域塞爾瑪（Selma），組織不同的遊行，為黑人爭取投票權。如果早一年，《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Selma）只會是芸芸講抗爭、講黑人民權電影的其中一齣，但經歷去年的佔領運動，這齣電影對香港人來說不只是歷史，更像一面鏡子；又，如果早一個月，或許只是我們一廂情願期望與電影作出連結，但在剛過去的奧斯卡，主唱主題曲Glory的Common在台上將這首歌送給香港時，也讓這電影與香港正式進行一次無縫的連接。

或者，抗爭從來大同小異，所以電影所提及抗爭與佔領運動是如此的相似。大銀幕上看見的，正是當日街頭可以親身經歷的。很多人事後把焦點放在60年代的警棍與催淚彈，用以對照2014年很多個日與夜，這些武器、那些警察曾經跟我們如此接近。無可否認，Edmund Pettus Bridge警察追打抗爭者的一幕，是如此觸動在螢幕下的我們，因為當中的混亂曾經是我們的生活體驗，而不是一件與我們距離很遠的事件。

然而，相比起Edmund Pettus Bridge，有另一幕雖然拍得平淡，但更是當頭棍喝，以簡單的幾句說明選票的重要。那一晚，馬丁路德金與一眾朋友坐在屋內，討論為什麼他們不把注意力放在貧窮、教育這些更表徵的問題上，而拼命爭取沒有實質作用的投票權。直至現在，這些問題很多人一直繼續問，投票權究竟有幾重要？如果我們忘記了梁振英曾經提過選票能把政策的重心傾斜（一萬四千元事件），馬丁路德金重覆一次：選票是有改變的力量。如果政治是利益的把戲，一張選票就是一份bargaining power。雖然有選票不代表心想一定會事成，但有一票在手，政客起碼不敢公然漠視你的利益，因為你的決定隨時影響他的政治生涯。之後，再要求他們解決貧窮、教育的問題，就變得如此順利成章，而不像之前，他們連生命也是被人輕蔑。

選票的功用不是單純讓你行使公民權利，而是讓你擁有改變的能力，讓政府、政客對你負責。現在，政府、建制派叫你「袋住先」，然後很多人繼續反對。反對的原因是因為當你「袋住先」，你是有選票，但卻失去了背後那能夠改變的力量。如果選票不能令你有改變的能力，那麼你的一票就如無有。或者，現在的我們看不見選票的能力，因為我們的選票能把心儀的議員送入立法會之餘，還有些議員不需選票也能闖入立法會，為所欲為。但是，電影以歷史說明選票的能力：能將錯誤行使權力的人送離權力的核心、能使一向漠視你的人看見你的存在，甚至能把曾受歧視的人送入議政的地方。

看《夢想之路》時，聽著馬丁路德金的演講，看著那一群為理念走上街頭的人，總是不期然回想起自身的情況。如果今日你仍然不明白去年的佔領，應該進場觀看這場五十多年前發生地球另一端的抗爭，因為兩者是如此的相似（當然，當日的黑人面對的危機更多更大）。當發現六十年代的美國與今日的香港如此相似，不禁泛起一種無可奈何，但是感激當日有人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為著值得爭取的事爭取，不怕強權，不怕暴力。正因為有這樣勇敢的人，這個世界才更有力量走得更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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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評台》

當我們談水貨客時，他們在談政治

（圖片：明報，盧翊銘攝）

有很多時候覺得在香港談政治好像是對牛彈琴，這種對牛彈琴不是因為那班政治冷感的人決定冷感到底，甚至開始覺得如果社會只有一班「我討厭政治」的人，其實還有希望，起碼當問題超越政治層面進到民生層面時，他們會懂得起來反抗。但，現在的香港已經淪落至一個無法想像的地步，就是有權勢的人明明已從眾人的咆哮中理解問題，偏偏供舊裝聾扮傻，打算淡化問題以打發群眾。

這幾年水貨客已為了一個熱門話題。臨近新年，大批水貨客來港掃年貨，滿地水貨，民怨更深。繼上水發生火燒水貨店，小商戶叫好後，剛過去的星期屯門又有反水貨客行動，幾百人響應參與。雖說反水貨客的行動由幾個本土的團體號召，但針對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落地的民生問題。當中的影響或者隨便問一個住在水貨重災區如屯門、上水的街坊，甚或香港市民都能回答。大批水貨客的出現，的而且確打亂了原有的社區生態，熱點多了專做水貨客生意的店舖，其他小店被逼遷走，所有水貨客所需的日用品都被炒貴，於是水貨客日日賺錢，居民的生活卻大受影響。

水貨客明明是不折不扣民生問題，與柴米油鹽醬醋茶檸檬茶益力多有關，但落在建制的口中又忽然變成很政治的問題。最多的論調是說行動影響香港國際形象，是示威者自私自利純為個人利益的行為，喉舌更加無限聯想把行動視為反所有中國遊客，是某些團體用以宣傳港獨的技倆。

深受水貨客影響的人當然覺得論述極為荒謬，但同時仍然有不少人對這些說法樂此不疲，甚至認為問題不在水貨客之上，說要增加過夜旅客，繼續爭取中國更多城市可以進行「個人遊」。香港人的要求不見解艱深得令建制無法理解，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曲解，上綱上線，明顯這只是一個策略。

事實上，當建制人士把民生問題轉為政治問題，就能把大部分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民生問題與眾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惹來的迴響遠較純政治問題大。當政府不處理又或無法處理都會為人詬病，不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政府的無能證據，一定被人甚至支持政府的人大肆批評，但一把問題轉為政治層面，有一班人立刻從聲討群中消失，抱著討厭的態度看待事件，一句政治與我無關就不再理會，政府面對的壓力自然較少。

更重要的是，建制可趁機把問題視為某些團體以及所謂的港獨思潮的行為，毋須解決問題之外，又再一次勾起兩種敵對勢力的對峙，打擊對手，一石二鳥。一聽見港獨二字，很多人就像被按下開關，沒有深究之下就立刻把示威者當是搞事份子，意為倒亂社會，而不是有真實訴求。於是，訴求的焦點被政治問題搶去，沒有人理會真實訴求，政府要處理事情的壓力又減少。同時，警察再次光明正大出動警棍、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就變得合理得多。這樣的混亂加深了很多市民對示威者的誤解，不理背後原因就率先搖頭說「好亂。」

當我們談水貨客時，他們硬要談政治，刻意把問題的焦點模糊，減低訴求的重要性。其實，這一招早在佔領時用過，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依然把佔領與外國勢力混為一談，目的就如今次一樣，把真正的問題淡化，轉移時線。或者說到底都我們天真，以為談水貨客，談民生，就能有商有量，但結果根本跟政改一樣，所有都是一錘定音。政府對此不聞不問，警察對水貨客不聞不問，港鐵職員對水貨客不聞不問。於是，有一班人依然為水貨客瘋狂的同時，很多人只記得上星期的騷亂，一批接一批的水貨客兵團繼續毫無收斂在香港與中國之間來來回回，而我們最後只得靠難得說真話的裁判區的每日金句繼續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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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沉默回應社會的荒謬

（圖片：Wikipedia）

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社會表面回歸政府所需要的穩定，去年長時期的佔領不留痕跡地變成歷史。社會走上日常，馬路照塞，上水依舊塞滿水貨客。去年很多佔領者包括我曾豪言，香港從此不再一樣，現在一語成讖。新一年，沒有大型的抗爭，城市的容貌或者沒有太大的改變，繼續大興土木，去舊迎新，但內涵愈來愈紅。也許，我們只得坦白地承認，這個城市改變了，只是沒有朝我們的願景方向，而是更明目張膽地走向另一個極端。

這個年頭愛國一定要大聲，一定要張揚。長期佔領的消失，各個參與者回歸自己的崗位，愛國人士就開始出動。他們人不用太多，十幾個就成為一組，神出鬼沒，大大聲高舉牌子，開口一句「外國勢力」，閉口一句「你不愛國」，內容只準一個調子，彷彿不信服他們的一套就是亂港分子。現在，這班不知如何歸類的人士連有學校邀請黃之鋒做嘉賓也看不過眼，招來一群所謂的家長出手，在別人校門外舉牌，又撰寫公開信，批評學校校長。

誠然，那封所謂公開信質素之低，根本不值一提，如若幾百字不是純粹的意氣之言，用以貶低黃之鋒，就是撰信人文化之低，根本不明教育為何物。所以，文章沒有洞見，只得一味的以成績高低作人身攻擊，最後搭上口號式的叫喊，速速了結。只是這一班家長的行為，這一封公開信的出現，就是一個不能令人無視的警告。

或者，那班人的人數不多，沒有做過什麼爭議的行動。規模、手法不足以惹來鋪天蓋地式的報導，明日之後，新的新聞蓋過，這一件事就封塵。因著沒有太多人的關注，沒有太多人出聲，沒有太多人反對，他們就能繼續，一而再再而三以家長之名招搖行動。今次的學校撐得住，叫示威人士尊重學校專業自主，但長此下去，難保有學校為了免被騷擾而自我閹割。又，這樣的溫水煮蛙式的騷擾某程度才是最令人憂心，因著沒有激烈的行動，因著長久如此，有一天大家會對此麻木，然後覺得只是舉牌寫信表達意見，又不是出手，有什麼大不多了？

或許經歷了長時間的佔領，警察如慈母的對待，我們的標準尺度不知不覺改變了。沒有武力，沒有流血，不算得什麼大事，勾不起大家的興趣，然而這是最危險。一間學校因邀請嘉賓而被人騷擾本來就是一件大事，學校校政何以被外人介入，學生的學習何以會被騷擾？如果時間推早一年，反應一定不只如此。因為，這根本不是一件小事。而，這樣的麻木只會縱容下一件更嚴重的行為。

這一年，路很難行，而且只會愈來愈難行。政府的政改終會推出，政黨繼續他們的抗爭（如果有），這幫愛國人士的出動一定會更頻密，首當其衝自然是一群市民。或者，我們因著之前的經歷，對很多事的敏感度減低，但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一定要時刻提醒自己對事情的第一下反應。值得出聲的，不要因著「都唔算好大事」而決定閉口，因為沒有監察，沒有發聲，我們就受了某些人的詭計，無可避免地成為溫水之中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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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摘自《立場新聞》）：

致沙田呂明才中學校長的一封公開信

尊敬的呂明才中學校長：

得知貴校將要邀請曾經以學生領袖身份，搧動衝擊政總，帶頭衝擊香港法治，並因此而被西方反華勢力帶上多頂光環，且穫美國多所名牌大學爭相取錄的寵兒，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同學作嘉賓，來貴校作交流，我們一眾家長深感震撼和無比地憤怒，是故今天來到貴校，以希望了解下面系列問題：

一‧請問貴校邀請黃同學來分享的內容是什麼？而據我們所知，黃同學在學業方面從來未有拿出過一份亮麗的成績以告天下，今年公開考試成績更是遮遮掩掩，各門主科到現在還沒有多少人知其具體數字，這事雖非天下之奇談，卻幾乎全香港已家喻戶曉了。因此，猜想貴校邀請他定非是作反面教材，來「炫耀」他由小學到中學的所有成績單的，是嗎？

二‧眾所周知，在香港黃同學最大的「賣點」是對學業冷感，對政治狂熱，對法律漠視，兼且狂傲無禮，莫非貴校邀請他來，正是要為貴校的莘莘學子們分享他這些「賣點」，正是鼓勵孩子們無須用知識來裝備自己，只須不擇手段地用抗爭去征服大人，征服社會，進而征服整個世界？

三‧若上面兩條問題貴校答「Yes！」的話，那麼請貴校撤換「作育英才」這塊金漆招牌，而改為教人打家劫舍；若貴校答「No！」的話，那麼請貴校向全體香港家長亮出你們是如何開啟孩子慧根的「另類法寶」；當然，除了「Yes！」或「No！」，貴校還有第三個答案可選擇的，例如：教孩子數典忘宗，毀掉他們的前程，令香港基石崩裂，令中華民族覆減……此舉正正是我們計劃中的一部份。若是够種的，這第三個答案你們敢大聲說出來嗎？

各位家長朋友們，什麼樹人樹木，什麼春風化雨之類的教育宗旨，今天我們無須在此多說，也相信面對身為教育機構的校長老師們所懂的絕不會比我們少，是吧？而相信作為家長的我們，心中都有一個愿景，就是將孩子交給學校，是為了用知識來完善他們，豐富他們，武裝他們，以令他們有個一帆風順的美好人生，而絕不是讓他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絕不是讓他們學習如何同人搞爭鬥的伎倆，更加不是讓他們學會如何自絕於自己的國家，如何自絕於自己的民族！現讓我們以下面系列口號來代表我們今天的感受與訴求：

學校不務正業，實為社會作孽！教導學生齊犯法，校長老師應鞭撻！

學校分享犯法，即係歌頌違法！之鋒禍港為黑金，點會同你交真心？

禍港陰謀，不要交流！之鋒犯法，理應伏法！

衝擊法治，何來自恃？之鋒痴瘋，不要逞兇！


一群憤怒的家長謹上

我們沒有放棄自己的城市，但最終注定失落於這個城市

年輕人沒有放棄自己的城市，但最終注定失落於這個城市

自去年的雨傘運動開始，大批年輕人走上街頭，對普選問題表達訴求，成為運動中的中堅分子。這一代不再視香港為踏腳石，視自己為過客，反而有了身份認同，對香港人的身分覺得自豪。面對這個千瘡百孔的城市，他們沒有放棄，但換出來的卻是不斷的失落。

這一代的年輕人一直被忽視，沒有說語權。坦白說，他們好像連被正視的資格都沒有。在官員的眼中，年輕人參與雨傘運動，是政治不正確。所以，即使他們個個訴求清晰，論點一個接一個，又將理想的社區在佔領區域實現，最後無可避免的被建制人士抹黑。有的懷柔，說年輕人被鼓動，被欺騙，根本不知就裡，錯不在他們，而是別有用心的政客；有的話重，說某些年輕領袖被收賣，勾結外國勢力；有的打擊，說跟佔領的人談過，說他們只是貪玩，人去我去。一句到尾，明明擺在眼前的，是一班思想與訴求同樣清晰的年輕人，但在這班建制的大人眼中，他們太幼稚，太理想化，不懂得政治，不懂得妥協，又或，一切只是被人推動。所以，羅范椒芬說，朋友怕了年輕人，決定移民；特首歸納原因，運動是說明青年政策出問題，他們沒有出路，所以走上馬路，於是政策需要檢討。那麼，怎樣檢討？梁特首說，若然香港找不到出路，年輕人就應該放眼世界，而不是著眼香港，去其地發展。這一代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城市有負擔，但換來的是官員們的漠視，甚至忽視，寧願把香港人向外推，也不打算好好培育香港的年輕人。

事實上，就算佔領完結，回復所謂的正常生活，香港年輕人同樣被忽視，被標籤。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一訪問中表示，大學生一畢業，就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令他心傷，說何不多做五、六年，儲一筆首期買層屬於自己的樓。記者說陳振彬是為著青年事務，向政治出謀獻策，而且依他所言，「我同年輕人很傾得埋」，說話算是權威，或多或少能主宰青年政策，果真要抹一把冷汗。幾分鐘的專訪，陳主席為年輕人心傷，但聽了他的說話之後，我的心更傷。

訪問當中，不同年輕人不約而同表示最關注的問題是樓市。這個答案不是近幾個月突然浮面，香港樓價高企是眾所周知，去年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公布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研究九個國家三百六十個城市，發現香港的負擔比率是穩佔榜首，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不理數據，走近物業代理，張貼的數字驚人，居住的新界地區，實用面積三百多呎的舊樓租金升至一萬多元，就算是被標籤為「上車首選」的樓盤，實用面積同是三百多呎，售價高達三百五十萬。簡單的一個上車盤高達三百五十萬，在九龍的公屋以四百萬出售，劏房是舊聞，現在甚至有人開始在村屋天台租帳幕，有時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捱得如此辛苦，連安頓最基本的住宿都要如此困難？現在，年輕人不是要求千呎豪宅，只是申請公屋都要惹人閒言，惹人心傷？

陳振彬的心傷，某程度上一種輕視，也是一種無知，證明他根本沒有好好了解一眾普通的年輕人，又或者他了解了，但不明白。從訪問中，他覺得年輕人讀完大學，有了沙紙，不應對焦在為低收入人士而設的公屋，是不思進取。在他的設想中，年輕人工作五、六年就有首期，所以他們排公屋，代表連五、六年都不願捱，是思想有問題。然而，撫心自問，香港有幾多年輕人工作幾年，就能儲得首期？或者，以訪問中的一年輕人一句「買到樓就話你叻」，作為回應就最合適。

若依呂大樂的分類，現在擁有話語權的一代是第二代香港人，他們人數眾多，一直是社會焦點，所以他們的問題一直是社會的問題，需要容易被人正視。然而，落至這一代，面對政治的問題，他們發聲被打壓，從來得不到官員的正視與留意；面對生活問題，他們同樣難捱，同樣受忽視，連維持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在這個樓價物價高企的城市，也不是那麼容易。這班年輕人願意為我城努力，負上自己的責任，但一直看不見出路，像是肯定失落於這個城市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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